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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编者按：为什么邓小平在20多年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是对的。 　　选择这一标题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因为在座的傅高义先生写了一本800页的关于邓小平的书《邓小平时代》，所以我想了一下，最好用一个跟邓小平有关的标题。不过，我使用这个题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1985和1986年至少三次讲过一个重要的发展观。例如，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8月19日-21日他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不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怀疑这个观点是否正确，甚至可能暗中批评这个观点，但我认为这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我今天的演讲会从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邓小平在20多年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是对的。 　　其实我一直以来很少研究发展战略的问题。但是当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现象时，我发现更多的人开始认定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即将结束了。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很久。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不复存在。当然，也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很难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独善其身，与很多发展中经济一样，将告别过去的繁荣。我的一些美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也会写邮件给我表达对中国经济未来前途的担忧。在中国经济学界，悲观的情绪也在弥漫，“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常常挂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嘴边。 　　在去年9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跟随一个团来复旦大学访问。他在来上海之前的电子邮件里面给我说，希望我们有机会在复旦讨论一下中国经济未来的???题并且给出了一个题目叫“中国超速增长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hyper growth in China）。这个题目非常大，也很刺眼。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进行对话。他来了以后，我们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对话。很多人对我说，我们的这个对话很有意义，而且在对话以后，我也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日子我已经难以摆脱这个话题，就是中国是不是真的面临超高速发展阶段的终结？ 　　所谓的超速增长，是指中国在过去20年保持超过10%的增长率这一现象。从数据上看，中国的GDP年度增长率好像在2007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从这里看，增长的持续减速发生在2010年之后。这样看起来，说中国经济减速，大概可能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说短期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个并不可怕，因为这可能是所谓商业周期的变化引起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另一个可能是，我们的看到的经济减速是一个长期增长下降的开始。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断言高速增长时代终结就不再是危言耸听了。 　　那些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即将结的经济学家，常常是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作为参照的。日本经济按照购买力计算，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9%，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一下子掉到4%，而且从此日本再没有回到70年代的增长率水平。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从4%又下滑到了1-2%，所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跳水。就高速增长而言，从战后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加起来不超过30年，这是非常高速增长的30年。但是，7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突然之间熄灭了。这的确令人不解，到现在也是个吸引经济学家的谜团：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突然结束？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当然比日本起步晚，但是也差不多到80年代后期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代。基于这样的经验，诺顿大胆地给出了一个推测：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超速的发展阶段并且都在25-30年终结了。不仅如此，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则是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与日本相比，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