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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卫生体系中分权与集权改革对我国启示 　　【摘要】财政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一问题由来己久，国内外相关学者和专家对此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历史的国家，目前正处于国家的转型阶段，在卫生体系中面临着分权与集权的改革问题。社会福利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借鉴学习国外福利国家的经验，因而本文通过分析欧洲卫生体系中的分权和集权改革的发展进程，就我国卫生体系中的分权和集权改革现状及未来发展提出借鉴建议。 　　【关键词】分权；集权；卫生体系改革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涉及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一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都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财政分权和集权的关系问题由来己久并广泛存在，关于分权方面的理论也有很多，但是在财政分权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因此，需要将财政分权的基本概念加以澄清。 　　财政分权是现代财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财政分权是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体现民主精神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问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的，中央政府通过权力的分配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推动了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财政分权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Tiebout发表了《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标志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行程了第一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第一代分权理论是由Musgrave和Oates提出的传统联邦主义理论，主张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收入和支配权，但也反对给予地方多度的自主权，因为过多的分权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配置扭曲、区域不平等以及财政不稳定问题。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代表DewatriPoint和 Maskin（1995）提出了基于新软??算约束理论基础上的分权理论，把财政分权同政府激励、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我国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逐渐地将部分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欧洲国家自二战以来，中央也一直在下放关键性的决策权，但是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对卫生部门决策的控制关系正发生着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央财政集权可以有效保障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的供应，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主导性作用，主导公共财政的分配，并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 　　一、财政分权是欧洲卫生体系的战略基石 　　西欧国家有过两次重叠式的“浪潮”，它们促进了西欧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结构的变化，其中第一次浪潮就是符合孔德拉基耶夫的商业周期框架的分权战略。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就已经和分权同时运行的企业市场化理论。然而，这第二个浪潮已经在卫生政策界产生了良好的议论，分权的理念也被很多国家欣然接受。从而，在20世纪下半叶，扩大区、市和非政府组织控制权力的下放已经变成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卫生政策中应该包括的内容。 　　在欧洲大陆社会医疗保险型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荷兰，大部分管理经营权以及很多财政决策权早已被分派给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机构，如疾病基金和医院，并在明确国家法律职责的基础上以一种“强制自律”的形式进行。很多欧洲中部的国家由于对之前高度集中的谢马什科模型反应很强烈，便将医院的所有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如爱沙尼亚、波兰）。甚至，捷克共和国把他们这种将医院所有权下放到市级政府的方式称为“私有化”。 同样，有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基金结构也被下放到地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中，例如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在北欧国家以税收为基金来源的卫生体系中，大部分的管理经营权以及实质性的政治和财政决策权已经被下放到公共部门；在南欧以税收作为基金来源的国家卫生体系中，大部分管理经营责任以及政治责任（不包括主要的财政职责）也从国家下放到地区政府，例如西班牙从1981年到2003年把权力下放到17个自治区社区，意大利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下放到22个地区级政府。 　　二、欧洲国家财政集权的再崛起 　　然而，在2001年，财政集权化这种传统的智慧又周而复始。国家中央政府在卫生部门中的角色不再继续衰退，反而已经开始适度地在增强。欧洲国家机构已经改弦易辙，不再扩大权力的下放，而是逐渐地掌握在欧洲卫生保护制度中实质性的政治和财政决策权。目前看来，在未来短期内只有管理经营权会继续下放给更低层级的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 　　在2006年1月，丹麦中央政府对卫生部门进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