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江南文化-《名士贤人》书评.docxVIP

士与江南文化——读《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士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法回避的课题。而具体到一个地域的士的特征面貌，学者们也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关于鼎革时期和明清名士的研究，都是以小见大，以人见时代。而潘文龙的《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却与诸多探讨士大夫话题的学术著作不同，以还原生平的方式集中描写一个地域的士人，分门别类又以时间为线。不单独写作一个时代的名士，而是拉通历史来做一个地域名士的整理，且在写作中，把地域性和人物性的相互影响放在重要位置。人物的精神高度和一地域风气的形成，由此清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潘文龙一直专研吴地文化，已出版的《苏州名人故踪》《手艺苏州》等都表现出其治学功底，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及调查资料都非常详实。作者行文时，既强调了人物的故事性，又立足于考证资料。流畅的叙述、严谨的态度，和另辟蹊径的架构，展示了作者自己对士与江南文化的深刻见解。关于士的定义，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这在《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里，也可以看出——“贤望功业”等章节里，士人的政治演生得到清晰的呈现：伍子胥作为贵族阶层，文治武功；到了孙武这里，吴地还有尚武养士的风气。而唐宋后，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名士，在政治体系中，展示出“修、齐、治、平”的儒家伦理特征。士人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本书选择士人这个群体，就涉及到了士人的流动性。关于士的流动，在以往学者的著作中，多从上层下层的流动来考证，而我们看这本针对苏州地域而写作的《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士人的流动不仅有上下层的流动，还有地域的流动和身份的流动。比如以支道林这样的个例来看，他有魏晋时候的时代特征，又游历大江南北，本身的知识体系贯穿儒道释三家，交往的人物也涉及到邪王、王羲之、孙绰等达官文士，体现了“士”的复杂性；又如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令人神往的人物，考察这个人物身上的特点，地点的流动性，官员身份、文人身份、道友身份的互相转变和被世人认可，也是非常值得深研的话题。由是，我们看《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在选择人物上，正体现了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所例举的两大类型：学士和文吏。学士文吏从分化到合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政治，孟子和荀子分别代表“礼教”和“礼治”，而《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中的士，正是以“名士”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又以“贤人”代表了文官的职业性表现上。由于以具有江南典范性的城市苏州为点，我们看这两种人物时，“礼教”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儒家伦理规范，而是多了精神的“风雅”、道德的“风骨”两种与正脉有一定距离的“道”，这尤其体现在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明季士人身上，他们和政治保持了一个合适的关系，充分保证的是个体的独立精神。“礼治”具体到范仲淹、翁同龢等人后，又体现出大时代特征下文官的自我认知，参与政治的积极作为。作者在当代来歌颂这些名贤，写出了他们在“势”与“道”、“学”与“用”、“礼”与“法”的冲突下的矛盾、选择和处理方式。在人物功绩的评价上，用了现代的眼光，所以对待翁同龢这类在历史功过上有一定争议的人物，作者仍将他放入了“贤望”这个类别，通过实证法来肯定其道德操守。除了建立了功业的人物，隐士、文人、学者、高僧也分别作为一个类别被作者选入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已不仅仅从儒家政治体系来选择人物。而这一种评价方式，向上可以找到源头，从明毛宪的《吴中人物志》到清末的五百名贤祠，苏州历代作传者，都为这几类群体留出了撰写的空间。这是一个地域对待人物的方式，同时也是士人群体对于这个地域的影响。如果除开了张翰、陆龟蒙等代表的隐士群体和以顾炎武、俞樾代表的学者宗派，如果缺少了沈周文徵明的笔墨和寒山印光背后的山寺，姑苏城，会缺少多少亮色！而江南，也会失去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故乡的这层吸引力。金克木曾在文章中问：中国文化老了吗？《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它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怎样传承才会“不老”？所以我们要追寻不朽的人和不朽的精神。士人精神的不老，当然不仅是《左传》所说的三不朽。而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亦不会随时光的流逝改变标准。古人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圣贤的仰慕与崇敬，“仰”而“知”，由“知”于是“行”，不断地回顾名贤所为，解读士人精神，也是我们向高尚人格学习、接近的一种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