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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贪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带来新问题 　　摘 要：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补充。严格依法办案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因此，如何依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办理反贪案件，是摆在每名反贪干警面前的新课题。本文从办案实践出发，探讨如何应对新刑诉法带来的新问题。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反贪；问题 　　新刑诉法已经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刑诉法作为“小宪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修改后刑诉法从保障人权、惩罚犯罪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尤其是在办理职务犯罪工作方面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这必将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刑诉法针对反贪工作的修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律师介入侦查，二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三是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对反贪工作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侦查与反侦查信息不对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罪重证言并存的局面。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部证据，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这必然出现控、诉双方信息的不对等，甚至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 　　（二）侦查难度加大。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 　　（三）对证据的要求更加严格。经典法学理论认为，一个合格有效的证据，应该同时兼具“三性”，那就是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性缺一不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证据的合法性制定的，突出强调证据的收集方法、收集程序要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此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对反贪部门干警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四）犯罪侥幸心理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以逃避法律制裁。这对贪污犯罪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贿赂犯罪的影响却十分重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二、新刑诉法给传统自侦办案模式带来的影响 　　（一）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将难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传统的办案模式中，侦查人员习惯于“以供到证”。根据掌握的少量证据，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根据其供述获取相应证据。由于没有坚实的初查材料为基础，加之正面接触时间的限制，使得正面接触时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底数，想到哪，问到哪，对象一辩解，一遇到阻力，就无法深入下去了。特别是“一对一”的受贿案件，只要有行受贿人双方证言和口供，就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而在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后，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甚至，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而行贿人不予承认或翻供的话，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会成为孤证。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一种十分讽刺的境况，即受贿犯罪嫌疑人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承认了自己的受贿行为，而司法机关最终却撤案或宣告其无罪。 　　（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侦查阶段，侦查部门侦查与律师调查同步进行，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犯罪嫌疑人也可能随时翻供，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三）侦查工作对抗程度加大。过去，侦查工作面对的主要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现在则主要是律师。律师介入侦查后，与侦查工作对抗的不再是犯罪嫌疑人，而主要是律师，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不仅要严把证据关，事实关，更重要的是程序关，要多站在律师的角度去想问题，提前弥补侦查取证中的薄弱环节。 　　（四）案件数量质量与目标考核的冲突凸显。2010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对检察工作考核的规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面考核机制。而现有的考核制度，对案件的质量考核主要有立案数、起诉率、有罪判决率和大要案比例等。立案后作撤案或不诉就是错案，这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即“案件要立得起、诉得出、判得了，否则就是错案。”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保护，侦查工作的对抗性加大和证据变化的自然性与必然性，势必有相当一部份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因证据问题而撤案和不诉，与现行的考核制度相冲突。 　　三、反贪工作如何适应修改后新刑诉法 　　（一）转换侦查思路，变“供→证”的落后侦查模式为“证→供”的现代侦查模式。在侦查中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