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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村官”眼里乡村治理 　　一个在上海事业成功的企业家，为何突然重返家乡担任小小的“村官”？“企业家村官”的所见所闻，怎么会让久经风浪的他感慨“闻所未闻”？三年“村官”，他回馈给故乡的到底是什么？ 　　许琦是一位70后，20岁时离开家乡，闯荡商海，2000年到上海发展。他的老家在浙江诸暨。一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承载了他完整的少年记忆。如今，虽然工厂开在上海，店铺开到了全国几十座城市，他依然落户在那个村庄。 　　随着事业的发展，除了每年春节、清明和冬至等重要节日以及一些重要活动，他已经很少返乡了。谁也没有想到，2011年3月，他居然当选为诸暨安华镇球山村的村支书，成为一名“村官”。而三年来的“村官”经历，更是让他感慨万千。 　　带着对山林的感情回乡参选 　　2011年许琦回家看望父母，偶然在饭桌上听到村干部要收购100多亩的林地，分给他家的山林地也在其中。他就随口问了为何要征地，才了解到这些年来村子里征地不断，村民的口粮田从他小时候差不多人均1亩，下降到了人均5分。这些土地去向五花八门，但有一条，卖了那么多的地，村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收益，很多人都有抱怨。要知道，他家所在的村庄，离义乌只有不到20分钟的车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土地是相当值钱的。 　　许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山林都是他小时候玩遍的，如今当然很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村里的土地越卖越少，村民却无法获益？他实在想不通。于是他出了个主意，由他和当地的一位伙伴买断了这些山林的开发经营权，从此任何人想要打这些土地的主意，都要通过他们了。他们并非做生意，因此马上就签署了公开承诺，今后开发所获利润全部归村集体所有，设立专门账户。另外，如果因各种原因不能开发，山地的所有权也归村集体。 　　这样一来，用通俗的话说，是挡了一些人的财路，当然会招人嫉恨。但有些村民感到很振奋，鼓动他出来竞选村支书。许琦当时真的是不以为意，因为他的事业重心完全在上海了，参加选举只是对家乡和乡亲们的一种回馈，并不打算有更多的牵扯。谁能想到，居然会有利诱和威胁随之而来。有人出巨款要他不要参选，也有人让他小心自己的安全。偏偏许琦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他决定参选，而且以高票当选了。 　　“企业家村官”有两种，一种是在当地发展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然后出来竞选“村官”；另一种是像许琦这样的，与老家没有生意上的牵扯，回到家乡当“村官”。相比之下，第一种要比第二种多一些。 　　2011年春天许琦当选村支书，第一年，他在村里的时间超过了200天，因为他同时还是村里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要参与村里的各种决策，大会小会也不少。许琦每周都要从上海往返诸暨，单程两个半小时，过路费和汽油费就是几百元，家里人笑说他没多久就跑坏了一辆宝马。这些钱当然都是他自己出的，当“村官”每年2万多元那点收入，大概只是这些开销的零头吧。 　　“企业家当‘村官’，有的是要利，有的是要名，当然还有的是想名利双收。我是哪一种？你可以把我算成是要名的吧，因为我这个村官没有从当地拿到什么利益，而且还要倒贴不少呢。你说我什么都不图，别人也不会相信吧，好吧，就算我图一个不忘根本、回馈家乡的好名声。”许琦说。 　　村官和经营企业的区别 　　当初许琦参加竞选的时候，有人给他拿出上百万的钱，希望他不要回家乡竞选，他当时感到很纳闷：那人也不是老板，不做生意，怎么就这么有钱？村官的位子就那么值钱吗？直到“进入角色”，许琦才逐步了解了其中的种种生财之道，有些简直是闻所未闻。 　　简单说来，村官牟利之道，其一就是巧立名目做工程。虽然村官当选后必须马上作出书面承诺，直系亲属不得承包本村的各种工程，但是纸面上的规定如果得不到监督和执行，那也就是一纸空文。村民很可能不知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出头举报吧。工程里面的花头就多了，十几万的基础设施费用，最后花了四五十万元，很多钱都是一张白条就领走了，让人看了只能摇头。各种审计、各种验收，预算，决算……你说有用吧，每一个都有用，但在他看到听到的一些故事里，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生财之道，其二是土地买卖。为什么某些地方会挖出来家财数亿的贪腐“村官”？大量的横财就是来自征地的暗箱操作，因为信息不对称，村民不了解情况，即使想要了解，也未必就能知道。他们村的前任村官竟然把每亩市价达300多万的约20亩土地，以2.5万元的总价卖给了自己的老婆。他很吃惊，一个“村官”的权力居然有这么大，如果搞好了关系，在整个利益链条里面要发点财真的不是难事，起码比他做生意赚钱要简单。 　　“村民们都是很善良的，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村干部不贪污，吃一点喝一点真的是不算什么。一个村子就像一户人家，总有迎来送往，总要礼尚往来，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 　　“当然，大家对吃吃喝喝的这种容忍，也许也是一种无奈吧。”许琦忍不住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