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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法苑浅析我国假释制度完善 　　摘 要：在现代刑罚制度中，假释是一种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当前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着假释适用率偏低，立法规定的假释条件可操作性不强，实际执行标准不一致，假释书面审理不公开、透明，违法率高，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缺乏有效的监督考察等问题。因此，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假释考验期中的监督机制，重视人格调查制度,建立假释再犯预测机制，从而从整体上扩大假释的适用，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良性回归，最终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关键词：假释制度；假释条件；监督考察；再犯预测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 　　1997年《刑法》第81条至第86条分别规定了假释的对象以及假释的形式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程序性条件以及假释的撤销等内容，对假释适用的对象，办理的程序，考察的机关，刑期的计算，假释的撤销等也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规定对不得假释的情形。另外还规定了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适用特殊情况的假释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9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法典中涉及假释的若干术语进行解释，使假释制度日臻完善。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假释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无期徒刑罪犯需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方可假释；假释实质条件表述为“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禁止累犯及故意杀人等判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暴力性犯罪的罪犯假释；对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完善撤销假释规定等。《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规范了假释罪犯的刑罚执行工作，有效地防止了被假释罪犯的放任自流现象，也为加大假释工作力度，创造了条件，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假释制度的完善。 　　二、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假释适用率偏低 　　由于假释制度的优越性，不少国家都保持了较高的假释适用率。纵观其他发达国家，假释比例一般都在30%-70%，并且呈持续稳定上升趋势。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假释率则显得过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据统计：1984-1991年，假释率为0.55-0.62％［1］，1992-1994年，假释率分别为2.3％、2.66％、2.22％。［2］1995-2003年的假释率分别为：2.3％、2.68％、2.93％、2.07％、2.13％、1.63％、1.39％、1.34％和 1.41％。［3］可见，这20年来，我国假释适用的比例最高的也不过是2.93％（1997年），同国际假释水平相比较，假释适用的比例非常低。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假释比例一直在 2%左右徘徊，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我国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 　　（二）立法规定的假释条件可操作性不强，实际执行标准不一致 　　1997年《刑法》假释实质条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在实践中，对“确有悔改表现”不好把握，因为悔改是主观的问题，很难进行判断，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也可能表面上接受而心里抵抗。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是要求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期间没有违法行为发生、不会再重新犯罪，或者是丧失作案能力的，如老年犯或有残疾的，其防范风险标准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适用假释的过程中，实践中仍缺乏可操作性，对“不致违法、重新犯罪”情形不好把握，经常会出现符合假释条件的犯人没有被假释，而不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却获得假释，这样就极易造成重新犯罪与不良的社会影响，且与假释的目的及刑罚制度的特殊预防功能背道而驰。 　　（三）假释书面审理不公开、透明，违法率高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假释的规定不明确，存在不少缺陷，再加上缺乏监督，导致假释、开释混乱，违法违纪现象严重，严重损害了执法的实际成效。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假释申请做书面审理。法院对罪犯在监狱内的真实改造情况不了解，仅是凭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而进行判断，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也不对外公开。法院对假释的案件不须开庭审理，仅是通过审查监狱呈报的材料且很少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程式性很强，很难做到准确把握假释的条件，并且也不能做到科学、公平。由于假释的呈报程序、裁定程序缺乏监督，使执行变更中的腐败问题难以遏制［4］，监狱执行机关对假释案件的公示也仅在监狱内部，事实上是剥夺了刑事案件受害人及家属的知情权，检察机关的参与也是事后监督，社会大众更无法得知罪犯是否呈报假释的信息。在听证过程中，也仅是其他部分罪犯能够参与听证，且听证易流于形式，对罪犯没有真正起到教育作用。 　　（四）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缺乏有效的监督考察 　　我国刑法将被假释人员在假释考验期内的监督和考察权交由公安机关来行使，公安机关并没有对假释人员监督的专门机构及人员，加之现在地方公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