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欧洲刑事讼模式可编辑.docVIP

PAGE PAGE 12 迈向欧洲刑事诉讼模式 　　欧洲刑事诉讼模式的思想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我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必要，而且可以实现。 　　这一乌托邦是必要的。在经济的全球化和人权的普遍化的双重影响下，目前法律国际化的运动正在发展。面对这一运动，法学者们将其研究的领域拓宽到超出国内法的范畴。在欧洲，《阿姆斯特丹条约》(1999年5月1日生效)宣布将建立一个保证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内部无疆界区域”，法律国际化运动在加速向前。因为新的无疆界区域具有(客观上)有利于犯罪的危险：不仅有利于“在欧洲”的不同形式的走私犯罪，如走私毒品、性交易、武器和人体器官的走私，或者劳动法上的劳动力走私等，而且有利于“对欧洲”的犯罪，使侵犯欧共体财政利益的各种欺诈犯罪成为可能。因此，对法律进行简单的比较是不够的，应当使各成员国立法互相接近，并在一定情况下通过共同的规则。这些都显示了欧洲共同刑事诉讼模式的必要性。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极大差异，在最近制定这样的方案似乎没有可能，但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已经演变并在持续不断地变革。最近，我有幸作为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参加该校的比较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亲眼观察了英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发现在英国，如同在欧洲大陆一样，人们在疏离传统的观念。 　　传统上，欧洲存在着两种似乎彼此互不相让的模式，使得任何寻找共同模式的想法变得如同缘木求鱼。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à，在该模式中，由于自诉向所有公民开放，公诉并不必要。刑事诉讼被视为平等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对话。他们面对被动的和公正的法官，寻求纠纷的解决。在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相近。与之相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á是建立在认为国家进行案件的调查最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思想基础上的，因此国家起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预审法官和检察院，甚至以双重的形式出现于刑事诉讼中。(由检察官、代理检察官和起诉人员组成的)检察院传统上是依赖于政府的，它接受政府的指示，其地位和生涯也附属于政府。 　　不过实际上，象德国、意大利或者葡萄牙等若干国家，都已经知道超越上述对立(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种对立是欧洲的不幸)，而建立一种既非纯粹当事人主义的，也非百分之百职权主义的模式。他们在辩护权方面学习了当事人主义的传统，同时，又根据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在起诉方面)继续保留由检察官以国家名义进行公诉，从而兼采了职权主义之精华。他们因此为我们展示了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也许可以使我们欧洲走出古老的对立—几乎如神学般封闭着我们的介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之间的那种对立。而在实践中，(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发生着变革。 　　在英国，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警察起诉在大多数情况下取代了纯粹的私人起诉。不过仍然假定警方代表公民而非国家。由于警察机构的机能出现了问题(以及警察在若干案件中制造的丑闻：强迫被告做与事实不符的供述，案件被迫重审)，导致在英国的与职权主义相连系的以国家名义进行公诉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局(1985年设)——的设立，以及专门处理重大、复杂的财政金融案件的公共机构——严重欺诈办公室(1987年设)——的设立。虽然上述两机构的成员只是负责刑事起诉的普通公务员，其地位不同于检察官，权力也小于检察官，而且警察仍然保持着起诉的提起权，我们仍然可以说皇家检察局和严重欺诈办公室形成了一个检察院的初步型式，而这一点也使他们背离了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 　　相反，欧洲大陆也在脱离纯粹的职权主义传统：一方面，通过对预审法官(即从法国的意义上，一个身兼调查官和法官两职的法官)的逐步放弃，使之转变为负责监督预审，而摆脱了调查任务的法官。调查在很多国家由检察官在警察的帮助下负责进行，工作中警察受检察官的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检察机关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独立性，这标志着向当事人主义的接近。甚至在作为预审法官发源地的法国，预审法官也将被剥夺决定拘留的权力，而由另一法官来行使。目前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宪法修正案和一个对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草案。这些修正的倾向是加强检察机关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取消司法部长在具体案件中对检察院成员做指示的做法。 　　因而，乌托邦不仅必要，而且与二十多年前不同，它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可行的。当这一乌托邦在1997年以“法典”，又译为“学者法案”(CORPUS JURIS)à的形式由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介绍给报界传媒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被超越。这一草案被翻译成欧洲各种文字，并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讨论，获得了改进的建议á。该法案无意使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法典。实际上这是一个由于5条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内容构成的整体，由欧洲的一个多国专家组起草(在后续研究过程中，整体内容扩张为39条)。一个条款数如此有限的法案明显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法典的份量。该法案首先是为所有的公民起草的，它只规定总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