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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儒家思想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最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最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主集权思想的巩固，最能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思想的的核心：礼、仁、忠、孝、节、义、信、中庸和积极入世。其中“礼”成为封建统治的核心。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学院宗法关系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儒家思想中的“礼”从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统一的宗法体制。随着朝代的更迭，儒家思想中的“礼”不断演化成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礼的实质在于确立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建立以家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国家法制要以明上下贵贱之分宗旨，实际上是用法律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支撑和精神武器。儒家思想的“礼”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个方面——1.重伦理，正名分；2.重国家，倡忠孝；3.重差等，别贵贱。《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做君主就应该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就应该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就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就应该像儿子的样子，这样子齐国才有希望。孔子最终以礼作为评价标准，即使“君不君”“不臣”的行为仍然是“不臣”。孔子主张等级秩序制度，反对僭越，强调“卑己而尊人”。强调的是群体利益，认为应当先“大我”后“小我”，群体利益高于个体价值，实现“大我”牺牲“小我”。 那么儒家思想是怎样一步步通过引礼入法，将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宗教仪式，表达了人们的敬畏天地鬼神以及祈福神灵保护。 西周统治者，吸取夏亡的教训，在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而且注重完备“礼治”，将礼仪从宗教仪式逐渐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行为标准，确立“亲亲”“尊尊”的礼制。但是此时的礼，法处于分立状态，“出礼如刑”“礼不下庶人”“礼不上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战乱不断，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思想领域的天赋神权的思想已经动摇，反应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在这一时期，却诞生了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缔造者——孔子。《礼记·经解》“礼治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孔子认为，“礼”是整个社会认可的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虽然礼、法都是调节行为的规范，但是二者有先后与轻重之分。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礼”注定不会有用武之地。 经商鞅变法后的秦变得日益强大，从公元前221年到前230年的十年间，秦王嬴政以雷霆之势一举荡平了东方六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之下孔子“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十种列为“重罪十条”，。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叛国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唐朝统治者据此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扰昏晓阳秋相而成者也。唐统治者更注重以儒家的礼教道德思想来教化人民的思想，将犯罪的苗头思想的源头，以达到治久安，维护其世代统治的目的一准乎礼的原则，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更以三纲之意按顺序，轻重制定了定罪量刑之标准。十恶次序量刑轻重体现了三纲中轻重次序的精神体现，首先是维护君臣之纲的君权统治的犯罪，并予以最重的刑罚，其次告维护“父子之纲”的律例，现再次便是维护“夫妻之纲”的条文。而在亲属关系的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也左右其定罪量刑的标准。可见礼学不仅成为其立法依据，更成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除此以外还以礼注律唐统治者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为指导，在刑罚方面体现出 用刑持平和在律条上更追求简约的精神。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死刑条文只有111条，在封建法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较明、清也简要而即使是死刑，也为须三奏甚至五奏，皆因唐皇深明死者不可复生的道理，而其它刑罚也有严格规定，如流刑、徒刑均有最高刑期，不得无期服刑；而死刑只有、斩、而较其它任何封建王朝更为人道，而量刑幅度也比秦、汉、隋、明、清各律相对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