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电视剧改编中情节叙事研究.docVIP

古典名著电视剧改编中情节叙事研究 　　[摘要] 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是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过程，此过程势必会形成对于原著母本的选择性应用，发生叙事重心转移以及情节结构改变。因此，古典英雄形象的荧屏呈现也随之产生与原著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英雄的时代性特征，以及英雄精神的本质内涵。 　　[关键词] 名著改编 叙事重心 情节结构 英雄形象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1.027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属于章回体明清小说，作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是由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讲史”就是说书的艺人们讲述历代的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但总体特点段落整齐，叙事清楚，仍然是以情节为叙事重心，并且由于属于世代累积性质的小说文本，所以在情节编织上注重加强史实与轶事间的联系，戏剧性地付诸于英雄人物身上，增强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因果性，才使得整体看起来浑然一体，然而却未必无暇可挑。章回体小说前身“讲史话本”在艺人借助历史事件进行的说书演绎，因其段落式叙事客观时间限制和多英雄角色刻画，其中整体叙事的完整性也受到削弱，使得单章节情节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英雄形象的刻画凸显，人物叙事强于情节叙事。在章回体小说的成文过程中，虽然强调整体回归情节叙事，但受其基础影响，突显出现代叙事艺术问题讨论中的典型问题之争，即情节中心论与人物中心论的对立。[1]这就导致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具体影视样式的差异以及电视剧版本的不同都受此影响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侧重。 　　一、叙事重心的偏移 　　在原著母本的审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中都透露出独特并相似的时代气质和主旨志趣，这是跟作家生活的现实状况与思想环境分不开的。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为了适应作品主题对于历史原典的沿承和现实社会的观照，其叙事重心会随之发生偏移，创作手法的调整呈现出多样性，在以此为基础创作的各电视剧版本中从叙事主题到叙事风格、叙事策略和情节模式上都有所体现。 　　首先，文学作品的主题无非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二是作品本身所呈现出的客观意义。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乱世英雄颂歌说”、“道义说”、“儒家思想说”、“悲剧警示说”等，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有“游戏说”、“为英雄豪杰立传说”、“农民起义说”、“忠义说”、“悲剧警示说”、“忠奸斗争说”等，这些说法在作品中都能找到依据。但无论如何都不外乎三个层面的主题概括：一、塑造英雄；二、道德评判；三、伦理说教；四、警示千古。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融进了对历史、政治、道德、军事、哲理等方面的思考，因此作品中呈现出的思想意蕴，即使是同一题材到了不同的创作者手中在二次创作时也会被赋予或侧重表达不同的思想主题。 　　从名著电视剧改编层面上看，艺术样式的改变使得电视剧明显削弱了原著主题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抹平历史跨度，更倾向于择取最具有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某一两个主题有针对性集中呈现。在靳青万《论电视剧对原著主题的理解与把握》文中给出过总结性评论：“作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并不否认其中包含的其他思想内容，但就起主要倾向来说，用‘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这16个字来概括《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是符合这部作品的客观实际的”。[2]尽管在《水浒传》中充满强烈的侠义精神和反叛精神，但我们对于“水浒”故事的理解也一直都是“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官民二元对立模式，其中的侠义精神和反叛精神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被附着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和阶级对抗性，要既尊重原著、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融入二度创作的思想和智慧，即在电视剧创作中如何理解、把握并且选取舍恰当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原著以刘备集团为主干的“褒刘抑曹”的态度来断定和区分正邪，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也将有关刘备集团的战争和事迹用正面的叙事态度描写，照搬小说的笔调极力把刘备刻画成一个宽厚仁德之君，曹操集团则奸诈呈反面之貌，刻意地遵从原著的创作使得曹刘虽然对比明确但却有失客观、全面、生动。新版的《三国》中改变了这种先入为主被限定的正邪二元对立模式，叙事层面上较少地掺杂明显的历史评判，而将评判的空间留给观众，弱化了对于主题理解的政治意识导向，更利于带动观众的参与欲望。 　　叙事主题的转变与叙事风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柯说过，人类有三个时期，即神话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黑格尔说，我们进入了市民社会。”[3]《三国演义》原著作为一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为人类描绘了维柯话语中的那个“英雄时期”，比较而言，1994版《三国演义》更忠实于原著宏大的史诗风格，也更好地还原了原著作者的显在创作动因——主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