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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运河 流动文化 　　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的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特定文化区域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文化区域是她的母体和载体；区域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层层积累，文化历程是她的血肉和精髓。 　　早期运河与运河文化的孕育 　　自春秋后期至隋以前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境内见于文献记载、具有一定规模的运河有二三十条。运河开挖以后，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向两岸扩展的自然地理区域。但是，早期开挖的运河规格低、功能单一、里程不长，短者数十里，长者数百里，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系统，运河的辐射力局限于运河两岸狭小的地域内。而且，这些长度有限的运河大都处在某个诸侯国或某一行政区域中，面积狭小的运河区域，莫不包含在以诸侯国或行政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区域之中，无法与其他文化区域的异质文化交融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所以，无法形成与其所在的或周边的其他区域文化形态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 　　就历史演进看，早期运河大都是为运送军粮和军事物资而开挖。一旦战争结束或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运河的使命完成，它便成了无人关注的水沟，淤塞湮阻，无法通航，有的以后又被挖通，有的则永远成为历史陈迹。在较短的历史时段或前后不相衔接的几个时段内，某一条运河流经的区域可以形成特点鲜明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但却难以孕育出区别于其他文化区域的精神文化成果，形成独具一格的观念文化形态。决定区域文化品格的精神文化是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升华结晶的产物，是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变异、层层累积并被区域民众所认同的文化状态。在隋代以前，这种精神文化形态在运河流经的区域中正在孕育，还没完成规定区域文化性质的升华。 　　隋唐宋元时期运河文化的初步形成 　　与前一时期的运河相比，隋代以后运河河道走向趋于稳定，连续通航的河道里程大大延长，持续通航的时间更久，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有了明显提高。隋炀帝所开京杭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首尾相连的4条运河组成，加上隋文帝在关中开挖的广通渠，全长2700多公里。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唐代，汴渠(即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成为漕运动脉，时时予以培护修治，通航条件较隋代有较大改善。 　　随着运河运输能力的提高，运河所承载的商品流通功能逐步彰显出来。隋唐时期，除了关中运河最西部的京城长安、京杭运河中部的东都洛阳之外，地处江南的运河城市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邗沟南端的扬州、北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汴水流域的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永济渠流域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 　　隋唐宋元时期的运河文化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个时期，运河的通航常常受到战乱及国家分裂等政治形势的干扰，运河的许多河段处于时通时塞的状况。汴河是京杭运河水系中最重要的一段河道，安史之乱发生后遭到破坏；代宗广德年间，刘晏予以修治，恢复了通航。唐后期，藩镇割据，时常断绝交通，汴河最终淤塞；五代周世宗复加治理，使之畅通；北宋极力经营、精心培护，但好景不长，北宋中期以后国势衰微、黄河泛滥，泥沙淤积，至金朝，完全湮塞废弃。元朝另辟水道，汴河遂成历史的陈迹。河道通塞不定，使其流域的文化积淀时断时续，往往是新的文化形态刚刚萌生，就被政治、军事风雨摧折，文化积累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大大减缓了新文化形态生成的速度。黄河以北的运河河道所受破坏比汴河小些，但自隋唐到北宋，其主要功能在于向北部边地运输军事物资，漕运及商运都不发达，人员往来少，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少，也使得运河区域文化未能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 　　明清时期运河文化的兴盛 　　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军国大计，视漕运为国家命脉，对元代运河河道设施等治理改造，使河道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京杭运河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它所流经的地区(流经的城镇和州县)及其辐射的区域(距离运河较近且明显受到运河交通、运河经济影响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穿越几个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地位特殊、特点鲜明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仅有数百年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会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文化的形成，与运河之外的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各地商帮在运河区域的活动。明代运河一通，徽商便相机而动，迅速在运河区域开拓市场。明中后期，晋商进入运河区域。入清后，晋商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另外，来运河区域经商的势力较大的商帮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