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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创作中“情”“理”关系漫谈 　　儿童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是文学的一部分。作家陈伯吹说：“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反映着一般的文学方向和潮流，并且和成人文学同样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1]P40。由此可知，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与文学有着相通的、普遍适用的规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表情达意的，而艺术形象的塑造是离不开“情”与“理”的。“那种排斥情感在审美创造过程中的激发作用，或者忽视理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认识作用，都会给文艺创作造成极大的危害，使创作不是成为冷漠无情的说教，便是成为失去理智的无病呻吟”[2]P180。因此，研究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情”“理”关系，对于培养儿童文学创作能力，提高创作质量，更好地为儿童服务，意义十分重大。 　　 　　一、“情”――创作的动因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3]P4有人认为儿童欣赏水平低，容易糊弄，所以，儿童文学创作很容易，是“小儿科”，只要少写几个人物，情节简单一点，说点小孩子的话就行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为儿童写作，需要和给成年人写作同样严肃认真，甚至需要加倍努力才对。”[1]P43就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创作责任重大。就大的方面讲，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儿童培养成功与否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就小的方面讲，童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童年的引导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有时甚至影响整整一生。因此，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首先就要勇于承担起培养儿童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一切不良思想的侵蚀，破除迷信思想和保守观念，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引导、教育少年儿童；其次，儿童文学作者在创作时必须注意克服成人审美心理和儿童审美心理之间的差异，高度重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生理、心理、兴趣爱好，文化层次的差距。总之，凡有志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都必须有一颗热爱儿童之心，有献身儿童创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安徒生说：“我用全部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安徒生的话无疑准确地道出了儿童文学创作与情感的密切关系。 　　当然，儿童文学创作不仅仅在于具有崇高的爱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还在于有不可或缺的创作激情。大千世界五彩缤纷，可供作为创作题材的内容十分丰富，那么，作者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写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作家要创作，就得对生活、大自然怀着饱满的激情，去获得对描述对象的深刻感受，并在感受中获得更加饱满的激情” [2]P180。只有具备了这种情感，才会激起创作欲望，产生灵感，从而进入创作过程。“可以断言，没有情感的激发作用，是无法进入创作过程的，也无法将这个过程进行到底，因而也创作不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2]P181徐光耀创作《小兵张嘎》的感言就是一个显著例子。“抗战时期，我十三岁参加八路军，自己是‘小鬼’，也结识了同辈的‘小鬼’，一快而在战火中滚了七八年，打过仗，吃过苦，经受了锻炼，同时，亲见亲闻了许多‘小鬼’们创造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强烈的感动和吸引”。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不具备这一要素，奢谈儿童文学创作就只能是毫无价值的空中楼阁，镜中之花。正如列宁所言：“艺术家常常是在情绪的支配下行事的，他的这种情会产生一种压倒其他一切思考的力量”。 　　 　　二、“理”――创作的规范和引导 　　 　　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个目的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教育性、审美性、认识性和愉悦性等功能的多元性上。儿童文学家鲁兵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4]P2儿童文学理论家陈伯吹指出：“儿童文学要运用多种多样的体裁（小说、童话、寓言、诗歌、剧本、传记、游记和历史的、科学的故事等）作品，为它的读者对象揭示社会生活现象，扩大知识范围，培养他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艺术兴趣”[1]P40-41。作为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者应该把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并且自觉地把它作为我们创作实践的指南。当然，儿童文学作品还必须承担向儿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文学素养、陶冶良好情操、愉悦儿童身心、促进健康成长的任务。因此，作为儿童文学作者必须要认真了解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了解与儿童有关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教育状况，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者必须要自觉地用为儿童服务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 　　儿童文学的“理”还表现在用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为儿童文学作者，必须努力学习有关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准确把握儿童文学的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等审美特质，“反对忽视和轻视它的艺术性，不把它看作艺术品的观点”[1]P41。郭沫若1921年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