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孤寂与荣光.docVIP

《海国图志》孤寂与荣光 　　1842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新败、《南京条约》签订的重要年份。一贯自诩为“典章器物举世无双”的天朝大国，竟然输给了一向被自己看作是“夷狄”之邦的遥远的英吉利国，弄得又是赔款，又是割地，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刺激也不可谓不强烈。然而，虽然经此事变，但是天朝之内上自皇帝爱新觉罗氏，下至莘莘臣民，却犹在弥天大梦中酣睡，根本没有一丝积极正视外部世界、奋发图强的气象。 　　在这种被龚自珍比喻为“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下，一位进士出身、读惯了“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绅士——魏源，在他位于江南的书斋里，编辑完成了一部与以往的正统典籍不太一样的图书，他给这部50卷的大书命名为——《海国图志》。 　　关于《海国图志》的成书过程，现在流行的说法多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林则徐有关。林则徐因为到广东推行凌厉的禁烟政策而引起“边衅”，最终被道光皇帝罢职并遣赴新疆的伊犁地区。1841年6月，林则徐途经江苏镇江时，与他的老朋友魏源见面，并朝夕深谈。对此，魏源曾经深情地写道：“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也就在这次会面时，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时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纂一部全面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以唤醒国人，挽救危亡。魏源接受嘱托，于是，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在中国数千年的著作史中，地理书籍虽然不如经史子集那样堂哉皇哉，为庙堂所重视，享受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礼遇，但仍可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自记述鸿蒙时代、颇具神话色彩的《山海经》，下到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亦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蔚成局面了。 　　但是，与这些图书相比，魏源的这套《海国图志》却分明有些“异类”。其“异”就在于，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的图书，其“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这样一部大书，无疑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大世界的窗户。魏源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 　　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魏源当初此举，显然是再平常不过了。这个老夫子不就是辑录了一部世界地理之类的普及性读物吗？在当今中国的大小书店里，这样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有何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如果将视线移回一百多年前的满清王朝，魏源此举可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这不仅是由于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是前无古人，更是因为对于一位整天研读经史子集，毕生鼓捣考证、训诂之学，闲时写两句诗文自娱的绅士来说，公然背弃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转而去辑录关于异邦蛮夷情况的图书，必然会被天下的读书人视为离经叛道，而被主流社会所攻击和排斥。 　　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完全可以从魏源逝世10多年后的一次外交事件上看出些端倪。1876年，清政府破天荒地向英国派出了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却立即在天朝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清廷内部不少守旧的王公大臣与“名士”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履行公务的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到其故乡湖南后，当时的超级“国学大师”王闿运甚至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据称，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要知道，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年代已经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了，一般的大臣对“洋务”都有了一些起码的了解。其时，专门负责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也已经成立有些时日了。应当说，比起当年魏源辑录《海国图志》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显然要好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事件，却仍然在天朝内部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由此可证魏源当年辑录《海国图志》所面临的巨大外部风险。搞不好的话，万夫所指，身败名裂，云云，绝对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演。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一度十分高调地主张“剿夷”的林则徐，在到了广东与洋人具体地打过几次交道之后，虽然顿悟到中国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即使“岳韩复生”也不是人家对手的强大敌人，非有一番改进不可的道理，但是，他还是非常不希望将他的这种真实思想告诉国人。宁愿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层“窗户纸”戳破，以免损坏了他在全国官绅中的良好形象。 　　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因袭旧制、不愿变革的苟且之风实在过于浓厚，大家都愿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面临危机，首先想到的也是搪塞，而不是振作。因之，在魏源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