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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教育到底能做什么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课堂“减负”纪实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俨然就是一种历史顽疾。 建国60年里，“减负”数十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文件里。三代国家领导人对此都有过专门的批示。2004年7月，教育部甚至专门为此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之后，每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中都可以找到“减负”的字眼。 即便如此，学生的实际课业负担依然沉重。 “减负”为何如此艰难? 因为人们早已看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教育，而更多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资源状况乃至文化传统。他们毫不犹豫地以为，社会竞争决定了课业负担“水涨船高”的必然结果，教育无能为力。 值得深思的是，真的是竞争决定了一切吗?现有过重课业负担中，有没有教育的责任?在这一历史顽疾的治理中，大家是否已被惯性思维裹足不前?教育能否有新的作为? 11月的杭州温和宜人。 上城区，这个“人间天堂”里的弹丸之地，似乎与教育有着某种灵犀。那些前沿的改革，总是从这里发端，令沉闷的教育界激情涌动。 1986年，“片追”之风四处弥漫，上城区天长小学却“逆潮流而动”，“宁丢三分，不丢方针”，寻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其改革模式，被誉为“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四大模式”之一。 1996年，上城区出台以等级制为标志的“小学生素质评价方案”。 2002年，创建中国第一所专门为小班化教育设计的学校——崇文实验学校。 2004年，全国第一张“终身教育券”在这里发放。 2008年，上城区张天孝老师主编的《新思维小学数学》被定为全国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区委书记徐祖萼有感而发：“教育，成了上城区的一张金名片。” 得风气之先的教育积淀，注定了上城区啃“减负”这块“硬骨头”的勇气与魄力。 独辟蹊径的“减负”新思路 “减负”无非两个办法，一个，掐时间，比如放学清场、按时下课、控制作业量、禁止补课等；一个，宽心理，譬如，广泛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以及心理辅导，严禁考试排名，严禁举办快慢班，等等。 但是，上城区有自己独特的思路。这条思路，还曾掀起轩然大波。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0月，一篇赫然写着“减轻学生第三种负担”的报道，在《浙江教育信息报》显著位置刊出。文章的主角是上城区建兰中学。 “第三种负担”?真是闻所未闻啊，各种议论冒了出来。有人毫不客气地质疑：“两种负担(指物理负担和心理负担)我们老百姓还没弄清楚，你们怎么又来了个第三种负担?”还有人干脆认为，纯属新闻炒作。 上城区教育局局长蒋莉对此付之一笑。“第三种负担，就是学生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产生的负担。进一步说，是由不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产生的。”蒋莉是学心理学出身的，又在学校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她坚定地认为，这才是“过”重负担的来源。 但凡当过老师的，对此其实并不难理解。譬如，作文应该是小学语文学习中最复杂、最头疼的一个内容了。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设计好的活动，给孩子进行思路点拨，让他们获得表达的冲动，那么，孩子们就能在两节课上非常兴奋地写下来。最怕的是，直到离开学校，他都想不起来要写什么，回家才痛苦呢，或许几个小时都完不成。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仔细想想，“重负”的一大部分就来自“炒回锅饭”。课堂教学效益低下，课后只好以“量”来弥补。蒋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知识点可以出现在17张试卷上。学生课业负担能轻得了吗? 面对争议，蒋莉心里并不慌。原来，之前，他们专门召开了“第三种负担”论证会。省里、市里的权威教育教学专家，畅所欲言，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但是，至少有两个人的观点让它站住了脚： 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教授刘力说： “在心理学中，存在对第一的事物的‘印刻’现象。人类对任何堪称第一的事物都具有天生的兴趣并有着极强的记忆能力。如果学生能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轻松掌握了需要掌握的知识，那就很容易一步到位，印象深刻，否则就会带给学生本不该有的课外负担。” 王健敏，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研究所所长。她经过仔细研究和思考，兴奋地认为： “减负减负，看起来是减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课业负担这个东西很难去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在这个学习结构中，学习方式是最关键的要素。对学习方式的突破，其实是在间接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生的学习认知量。”她形象地把学习方式比喻成“消化能力”。学习机制存在问题，学生就会“消化不良”，长此以往，就会“积食”，丧失胃口，自然也就不堪重负了。 “其实，是不是叫‘第三种负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思路：教师一定是要在教学的第一时间解决学生负担。”蒋莉实话实说。 在学术视野之外，她还看到了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