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docVIP

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丁骋骋 其实一直到现在，当我们已跨越“卡夫丁峡谷”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这种以思想意识与文化习俗等形式存在的儒家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仍然起到很大的制约，形成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悖论。这种悖论不仅仅是人们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论等所形成的“道德困惑”，而更严重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纵深发展，甚至走向现代化的反面。作者将这种“非现代性”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特殊义利观 儒释道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架马车，儒家则是其中的主干部分。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对中国经济生活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是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安贪乐道”（《论语》）等对物质利益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在此之后孔孟的追随者对之进一步发扬并作了扭曲。董仲舒“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将利解释为维持生计的低水平物质需要。又言“夫仁人者，正其谊也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否定了在合乎义的原则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而在此之后的宋明理学更是将义与利完全隔离和对立起来，公开打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号。“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朱子语类》）。“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程颢《二程集》）。宋明理学在义利观上全盘否定孔子都认为合理的“人之所欲”，主张“义利对立”、“去利而存义”。中国传统士人对物质利益的轻视，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样的土壤里获得最终的发展。 （二）创新与冒险精神的匮乏 创新与冒险精神是市场经济所需具备的基本伦理品质之一，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而在中国以传统农耕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缺乏这种品质，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封建时代的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性生产，周而复始的运作方式，使人们养成循规蹈矩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在价值观方面也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一种保守型性格。梁漱溟指出中国国民性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守旧，即“好古薄今，因袭苟安，极少进取冒险精神，安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创新与冒险精神不占主流，只能我注六经，不能六经注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儒家这种崇古的价值观养成了国人苟安保守、知足常乐的性格，久而久之，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力陷于衰弱。 不但如此，由于中国长期宗法社会孝文化所倡导的权威主义价值取向，培育了国人绝对服从、消灭自我的奴性人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对中国人的这种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深入刻划，阿Q一见了官或比他身份高的人骨头就软了，腿就下跪了；而对弱者，对他自认为低的人就忍不住去欺侮一下。孝文化培育不出独立自尊的人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权威等构成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最大障碍。 （三）非宗教的道德软约束 中国文化的幸运之处在于儒学没有宗教化，因而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异端之争，对外来文化总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而儒学的悲哀之处也恰恰在于此。一方面，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在权威主义的统慑下充满奴性与顺从，另一方面，在道德约束方面，又缺乏类似西方宗教社会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而时不时总会冒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叛逆性格的火种。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人传统伦理规范中充斥着佛、道的道德说教，并成为性格中的一部分，也成为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但这种道德约束力是非常薄弱的，更何况这种以内圣外王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说教是以儒家士大夫阶层（君子）为主要对象，其道德标准要求很高，理性化的程度也不彻底。我们知道，外部约束力法律无疑最强，宗教其次，道德最弱。中国儒家学说始终停留在作为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层面，其约束力始终没有像基督教对西方民族影响那么强烈。 中国人尽的义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对那些通过现存的秩序与之接近的具体的活人或死人的虔敬，从来不是对某位超凡的神的虔敬，因而也不是对某项神圣的‘事业’或‘理想’的虔敬”（韦伯：《儒教与道教》）。内心缺乏一个令其“敬畏”的东西，“道德失范”是极易发生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盛行、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等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以及后来的不惜坐牢、杀头“包产到户”等等类似的别出心裁的创新，决非偶一为之的特有现象。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性格中缺乏一种理性的约束力量。 （四）人际信任关系的狭隘性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孝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领导地位。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孝的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