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恕诚古典文学研究思想评述.docVIP

余恕诚古典文学研究思想评述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３日，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着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先生因病去世，享年７５岁。余先生执教长达半个世纪，育人无数；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在唐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广受称誉。他与着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３０年合作无间、倾心磨治的 《李商隐诗歌集解》 《李商隐文编年校注》，都是能代表时代水准的学术精品。余先生本人独立进行或领衔的 “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诗家三李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也无不饮誉学林。那么，他穷尽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是唐诗研究，究竟具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特色？又体现着怎样的深入思考呢？笔者师从余先生多年，受教尤多，本文拟对余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思想进行评述。 　　一、鲜明的时代底色 　　余先生乡籍安徽肥西，这里曾是清末淮军的摇篮，见证过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风云。 　　生性多感的先生，对所闻、所见、所经历的一切，不可能无所触动。 　　１９４３年日寇轰炸肥西将军岭，年仅４岁的他望着不远处的满目疮痍，“眼中冒出怒火”，后来他回忆幼年读书遭逢国难痛苦心境有诗作云：学唱 《黄河》泪汪汪，黄河百姓最遭殃。后方学子亦何幸，麦收带馍进学堂。既沉痛于生活在黄河两岸惨遭日寇蹂躏的同胞苦难，也为自己于滔天战火之中尚能 “带馍进学”感到庆幸甚至愧疚。一个民族在积弱之时所遭受的屈辱，就此即在一个幼小而敏感、稚嫩却有肝胆的心灵中埋下根来，不仅影响着他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试看先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表的论文《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中对杜甫 《悲陈陶》的分析： 　　用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性事件的时间和牺牲者良家子的身份，渲染战场和长安的惨痛景象。让读者从战士的牺牲中、从人民悲哀的心底上，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听着杜甫的长歌当哭，人们就仿佛站在英雄纪念碑前。［１］１５这种对诗歌描写战争苦难感同身受的体验、如在目前的解读，很难说没有他幼年时的记忆在。而文章竭力注意发明杜甫 《北征》《彭衙行》《赠卫八处士》等乱离之作 “一方面很悲，甚至悲得痛入骨髓，另一方面常常带着某些憧憬或温存的插曲。在悲感中又有一阵阵温暖的回流，让读者在复杂的感情冲动中，更加激起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１］１５的抒情特色，也可与上引他自己的诗作对读。有时候苦难也是一种可贵的磨练和补偿。余先生讲杜甫的诗歌，那么让人身临其境，与他自己的经历确实有着莫大的关系。 　　余先生１９５１年进入肥西初师学习，后来被连续保送到六安师范、合肥师院，１９６１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青春年华，正赶上共和国十七年虽然屡经曲折但仍然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或许对那个年代有一定隔膜甚至误解，但那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独立与新生的光辉起点，也必然因其无可抹杀的奠基之功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余先生的学术人生起步于那个年代，理想与浪漫，注定成为一位华枝初放的年轻学者最鲜明的底色。 　　“文革”之前，余先生的学术论文大概有四篇，其中讨论李白的，一是 《读 〈李白欣赏 “池塘生春草”〉一文后》，发表在１９６３年３月３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二是 《天才的诗人，骄傲的狂士》，是一篇长文，原也被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录用，遗憾的是，因政治风云突变，文章后来未被刊出。尽管如此，这两篇唐诗论文与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李白、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人民性的浪潮密切呼应。他所发明的李白的“天才”与 “骄傲”的两方面个性特质，也很明显能看出１９６２年调整之后社会情绪重新获得舒展的强烈时代印记。设若没有恢弘时代大潮的鼓荡触动，没有对于时代大潮的敏锐把握与细腻感知，恐怕就很难有这两篇论文的写作。“文革”以后，已至不惑之年的余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丰收期。这个丰收，首先是以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为发轫。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社会在浩劫之后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余先生不是一个盲目跟风的人，但能够将那个时代特有的热烈氛围，化作审视古代作家作品的积极动力。试看他几篇重要论文的发表时间： 《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 （１９８２）、 《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从两种不同类型之作看盛唐边塞诗》 （１９８５）、 《地域、民族与唐诗的刚健气质》（１９８７）。这三个年份，都是改革拓荒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我们再来看论文中那飞扬的文字： 　　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 　　在那春潮般涨满的生活江面上，烟云缭绕，浮动着一种热烈的情绪，一股深情的期待和展望。［１］８这些文士在独处和思念家室时情调并不低弱，而当众人会集在一起时，更能激发意气： 　　……多么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他们有感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