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报人言论写作思想.docVIP

论维新报人言论写作思想 　　晚清时期被称为中国报纸的政论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迫切需要政论来开启民众的智慧。当时所办的报刊以及读者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报刊的政论文章;报刊影响力的大小也取决于所登政论的好坏。因此,维新派有影响的报人都是声名远播的政论家,如王韬、梁启超和汪康年就是杰出的代表。政论时代必然会产生政论写作的理论,研究和总结维新报人言论写作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代表报人言论写作的特色,而且可以为当代言论写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韬的言论写作思想 　　近代最早以言论著称的是早期维新派报人王韬。作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办报的过程中,不仅亲手撰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报纸评论是《循环日报》最明显的特色,也是王韬对中国新闻评论的一大贡献。王韬说《?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①。“论时事”,就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说,发表看法。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讨论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贡献的是经邦济世的自强策略,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只要读过《?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文章都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笔者觉得,读王韬的政论,仿佛感受到了“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子之风,看到了一颗“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②的拳拳爱国之心。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分内事也”。③ 　　由此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积极用世的方式。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自抒胸臆”。王韬在《?园文录外编#8226;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亦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意思是说,写文章的关键在于:纪事也好、述情也好,都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让读者明白你的作文意图,而不要过多地追求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既是王韬作文遵循的宗旨,也是《循环日报》言论的一大特色。王韬所写的政论,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影响。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自抒胸臆、独陈己见的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他用自己“多谈时务”的政论,在努力实现“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目的。 　　梁启超的言论写作思想 　　如果说王韬只是回顾了自己言论写作的体会,并没有对言论写作进行理论阐释的话,那么梁启超的言论业务思想则是维新派报人中较为丰富的。 　　什么是言论。1902年,梁启超在《答和事人》中说:“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④就是说,言论就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文章,是作者在“言心中之所怀抱”。发表言论和阅读言论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所说的“言论”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评论,其内涵比新闻评论要宽,既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看法的“论说”,也包括就已经发生的某一具体新闻事件发表意见的“时评”。梁启超说:“凡论说所论,则事之应举措者也;凡时评所评,则事之已举措者也。”⑤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是论说的对象,已经做了的事是时评的对象。论说和时评都属于言论。 　　言论必须有一定的宗旨。1912年,梁启超在回顾自己办报的经历时说,他的立言宗旨是一贯的,“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⑥梁启超说自己立言的宗旨,就是开启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必造就中国的“新民”,而且这一宗旨要坚持到底,终身不变。康有为曾经批评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