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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谈话类节目存在问题 　　电视谈话类节目作为一种公众谈话样式，最早出现在美国，英文名为“Ｔａｌｋ Ｓｈｏｗ”，通常不事先背稿，讲究脱口而出、临场发挥，也被说成是张口就来的随口聊聊。①我国的电视“脱口秀”兴起的时间并不长，1996年央视的《实话实说》开播，我国电视媒体上才刮起强劲的谈话节目风暴。谈话节目因其尊重观众的参与意识，实现双向的心灵共振，强化电视的“贴近”属性而备受追捧。据统计，1999年底，国内谈话类节目已有70余个，而到2000年年底，国内谈话类节目猛增到170个，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模式化的形成，在前几年兴起的“谈话节目热”正渐趋冷却。面对媒体竞争近乎白热化的今天，反思电视谈话节目的不足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存在问题 　　 　　节目定位不准确，形不成自己的风格。谈话类节目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定位不同，其走向、风格、产生的效果就会大相径庭。谈话类节目的定位不准，直接导致节目没有自己的特点，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有定位意识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对自己定位模糊。这种模糊首先就是对受众对象定位的模糊。原因在于：作为一类大众传媒节目，主营者往往不愿意因市场细分而失去一批受众，总想以对象的模糊性来扩大外延性，一厢情愿地想获得受众群的最大化。而实际情况是，定位模糊的栏目，其栏目特征也常常是模糊的，这种特征模糊的节目在信息传播逐步分众化的今天，将越来越不被受众接受，甚至有可能最后被逐出传媒市场的竞争。③我国目前的电视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定位模糊，要不就是全部定位于情感，过于宽泛，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针对性；要么就是定位过于狭窄，无法留住受众。 　　谈话方式僵化，缺乏艺术性。电视谈话节目的结构形式一般是主持人与现场嘉宾围绕一个既定的话题，顺应观众思路，针对疑问或争议展开论述以至论辩，最后达到释疑解惑或沟通不同观点的目的，方式过于僵化。 　　即兴性不强，现场感差。我国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在节目样式上存在的问题是理想的谈话情境尚未形成，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谈话状态尚有不小的距离。多数谈话节目的现场氛围太拘谨，不够放松，影响了语言的表达以及思维上的一些闪光点的出现。谈话形式模式化、定式化、规范化，缺乏创新，这是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隐忧。“即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生命。正是在即兴谈话中，主持人和嘉宾的个人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电视谈话节目的最佳形式应该是“现场直播”。在现场直播中，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的一切言谈、反应都是原汁原味、未经修饰的，同时，现场直播能为场外的观众带来“现场感”，参与的意愿更强。如果失去良好的谈话气氛，不但场上嘉宾、观众和主持人难熬，也激不起场外观众看的愿望，这样的谈话节目无疑是失败的。在目前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要营造出理想的谈话情境，很有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④ 　　提问缺少艺术。枯燥的问答模式不利于良好的谈话场的形成，但并不是说要摒弃“提问”与“回答”。在提问上同样存在着艺术。提问方式不当会造成沟通的不顺畅。目前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提问存在大而空、连贯性不强等问题。 　　大而空。这是提问的大忌，也是多数主持人难以避免的问题。提问只有越细致，嘉宾的回答才能越有针对性，访问才能越深入。《艺术人生》的主持人朱军已经算得上比较成功的节目主持人，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在访问焦晃时问道：“你幸福吗？”焦晃是个认真、较真儿的人，对这个问题他露出困惑的表情，他问：“什么叫幸福呀？”其实朱军只是想问焦晃和老伴的生活，但大而空的问题使嘉宾不知从何说起。 　　连贯性不强。由于有很多策划的问题，嘉宾回答时并未按主持人意图谈，主持人又不能做到很好的过渡，硬生生地把嘉宾拉回到预先设置的问题中，使得连贯性不强，影响访谈质量。 　　回应不到位，挖掘话中话不应强拧角度。在上面讲到了提问，自然还有回应。节目中主持人对嘉宾的谈话给以回应使得访谈得以继续和深化。而回应包括四个方面： 　　鼓励：这是最常用的，也是较容易把握的。 　　质疑：在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嘉宾、观众、主持人都以温文尔雅为典范，“以和为贵”，尽量避免冲突，谈话往往在一团和气中进行，而质疑力度不够，个性不足。在这方面，央视《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是质疑的代表，他在倾听时牢牢抓住对方的破绽给对方以回击。这种质疑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引申：指往深度挖掘嘉宾的性格特征。很多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问题流于形式，对嘉宾的回答毫无反应，问题浮在表面，观众直呼不过瘾。 　　提升：即从高度把握。提升要避免拔高。许多节目主持人在这方面有时做得不够，有时难免上纲上线，给人古板学究的感觉。 　　主持人缺乏个性色彩。在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是节目的主心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