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根在这块土地一个记者20年29条社级好稿背后.docVIP

生根在这块土地一个记者20年29条社级好稿背后 　　 自１９９２年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以来，重庆分社常务副总编辑刘健先后拿过２９条社级好稿（含合作），绝大多数是深入基层，走田坎、住农家、进企业得出来，用脚“码”出来，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尽管这算不上什么洪钟大吕，但这“果实”是新鲜的。 　　下基层应该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记者：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您的２９条新华社社级好稿中，９条是具体到一个村庄或乡镇，有黄河岸边的超生村、一度电收６０元的“高价电”镇、滞销后用鲜牛奶喂猪的畜牧村等；３条具体到一家企业，有在美国打赢了反倾销案的企业、痛陈市场乱象的工厂厂长等；４条是在本省或联合周边省分社的调研，９条是参加新华社参编部组织的小分队调研，这些调研也是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个又一个企业、一个又一个城市社区叠加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还有４条是抽调参加全国两会或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等大型报道时获得的，其中许多素材也是平日下基层采访积累的。您如何看当前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刘健：无论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只有深入基层、走近群众，才能获得真实的材料，得到解决矛盾的办法。下基层不是走过场，应成为记者的一种工作常态、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永恒追求，就像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天空；开始是苦了一些，可慢慢地，多彩的故事会感染你，智慧的群众会教育你，火热的生活会融化你，呼啸的发展会激励你，此时你会感谢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会感谢记者这个神圣职业的平台给了你观察世界的机会；再接着，还是很苦，但是精神上的愉悦带来的回报会远远超出身体的辛苦，记录下这个时代是多么光荣，你会说：我值得！ 　　 记者：您第一次获得新华社社级好稿表扬是１９９４年的“夏收见闻组稿”，是真正深入基层收获的“三农”报道。“三农”报道很多记者都做过，如何才能做出新意，反映农村的变迁？ 　　 刘健：１９９４年，总社记者林红梅和我一起，下沟坎，进麦地，３天写了６篇一组《河南麦收见闻》，记录了农民、基层干部面对丰收的喜怒哀乐。这组稿件是我记??生涯的第一篇社级好稿。其中有一篇稿件是《县委书记忙三夏》，记述当时河南省温县县委书记姚待献骑自行车下乡访民情的故事，群众对书记骑车下乡很欢迎，姚书记对我们说：“骑车的好处在于能深入田间、地头、麦场、家里。群众觉得你亲切，愿意说出心里话。”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我几乎走遍了河南、重庆的山山水水，河南１０９个县市（不含市辖区），我于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年，走了１０４个，重庆４０个县（市、区），我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全部走到了。 　　 仅就“三农”报道而言，把自己在下基层时采访到的人物和故事连缀起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的变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期，有农民冬天举家住在蔬菜温室大棚旁，发明“一年七熟”、搞植物“克隆”的农民科技专家，一家五兄弟分别当上“花工”“花商”和“花农”，都买上了小汽车，还有农民根据期货市场行情决定绿豆种植面积多少……在农民负担沉重期，有的农民能够聚集上万人开“减负大会”，学习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 　　 回想起来，有些庆幸。如果当时自己思想懈怠一些，手脚懒一些的话，这些鲜活的新闻就会擦肩而过，留下永远的遗憾。 　　“你有几个农民朋友？” 　　 记者：下基层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衡量是不是真正做到长期“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刘健：如果想衡量你是不是真正做到长期“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你的通讯录里有几个农民（或其他基层群众）、农村基层干部的电话？有几个人愿意给你提供线索，愿意把你当朋友，给你讲真话、心里话、牢骚话？农民的语言丰富多彩，许多他们的话我都引用在农村调查中，增色不少。 　　 不管在河南分社工作，还是２００３年调重庆分社工作，多年采访，我有一个习惯，会随手把基层群众、基层干部的电话记在采访本上，因为他们没有名片；之后，再将其中一些有联系需要的整理出来。 　　 我将之视为采访的源泉、“活水”，时常会打个电话，问一问农村里有什么新鲜事、高兴事、不平事。就这样，交了４０多位农村和基层干部朋友。 　　 “农民的水不愿喝，农民的手不愿握，农民的饭不愿吃，怎么能做好农村工作？！”这是重庆市“三农”专家、綦江县县委书记王越批评当地干部说的一句话。反躬自问，我们记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缺点？ 　　 下乡采访，有时村干部会留你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条件不好的村，饭桌上只有一个玻璃杯，村支书满上，说“碰一杯”，一个杯子大家转圈一人一口，村里人眼睛斜着你，喝了，感情一下就拉近了，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把自己看得平常一些，把群众举得高一些，观察事物、反映民情就会变得如鱼得水，自然真切；高高在上，指手画脚，老百姓恰恰看不上你。今年３月，我和山东分社娄辰、江西分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