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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悲剧本相探寻与超越 　　一般认为，王国维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意义是在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最早引入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概念，突破传统的思维局限，为中国学术以及文学的转型打开了缺口。如：以叔本华的人生之“欲”来评价《红楼梦》，借助康德等的“游戏说”建构无功利的文学观，体现对中国正统的政教文艺观的反叛。在中国近代史上，王国维早期学术活动的最大的意义似乎是又一次地证明了：中国近代文学转轨趋势在外来的思想体系参照下形成。停留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很容易忽略接受者主体的因素。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等思想的“拿来”、“借用”与其说是对其理论的理性认知，不如说是出自王国维的内在生命需求，是王国维在特定的生存感受和生命体验下产生的对人生问题的探索的需要。这是王国维整个人生与学术生命的核心。 　　翻看王国维的传记或研究王国维的论著，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喜欢采用情感色彩类似的词来形容王国维的人生和心灵世界，如：“悲情”、“孤雁”、“苦魂”等。“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概述了王国维的生命悲剧。王国维出身在一个早已衰落了的社会地位底下的家庭， 四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终日在外游宦，他和姐姐寄养在姑母和婶母家。王国维的身体非常不好，脚气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有时竟会感到“虚老之极”，“寸步难行”，此病甚至中断了王国维在日本的留学生涯。王国维的前半生多生活在贫病之中，常常靠人资助。幼年的岁月浸润着孤寂和哀愁，滋养了他忧郁与孤僻的心性。青少年时代的身体和生活的磨难加重这人生的悲苦，从他的诗词创作中可以感受到人生之苦带给王国维的心灵隐痛：“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忧郁之心处于乱世之秋，也加重了王国维的悲剧感。在新旧更迭，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碰撞的时代，王国维既没有传统文人的人生和文化归宿感，又不能在社会活动中寻找精神依持，他注定了是那个时代的一只“孤雁”。 　　正是“所感”于人生的种种悲苦，王国维长期“所思”便是“人生的问题”犹如他自己所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人??中积累的太多感性体验引发他对生存本体的思索。鲁迅少年时代经历的家道中落的不幸引发他日后对中国人文环境以及国民性的思考，王国维所经历的病苦、孤寂、生死离别更带有人生的普遍性和本质性，引发的是王国维对人生本相的思索。这样的追索首先充满了人生的悲剧感。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缺乏穷究人生终极之理的精神，具有悲剧精神的思想和人物更少。王国维无法在传统内部得到思想资源以帮助他的思考，解除他心中的疑惑。他需要精神突围，他生活的年代恰逢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学术观念、人生理念的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传统的根基在撼动，王国维早年就不喜“举子业”，对科举不甚用心，显示出一定的叛逆性，比较容易在传统之外去寻求答案。王国维与叔本华的接触可以说是“偶遇”， 后者提供了与他的个体生存体验极相吻合的理论，对生存本体、人的生命本相的思索成为王国维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动力。叔本华对人生之悲剧性以及根源的阐释，在情感上引起了王国维的极大的共鸣，并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正如台湾学者早就指出来：“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 　　王国维是一个知性与感性都很发达的学者，对人生问题的探索不可能走上形而上的抽象的思索，王国维曾说哲学的事业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他虽然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找到了人生悲剧的答案，但这并不能减轻现实生命的悲苦感。反倒加重生命的悲剧感，因为“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这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他很快发出悲叹：“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籍者也。”于是，1907年之后王国维又一度把主要精力转向文学。 　　《评论》被学界视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 该文第一章概说“人生与美术”之关系借助叔本华的理论为文艺作全新的诠释和定位：人生的本质在于欲望，欲望只能产生痛苦，因此欲望、生活、痛苦三者是同一的。美术的功能即在于使人类忘掉生活的痛苦，优美和壮美都能使我们离开生活的欲望而进入纯粹的知识。他还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诗：“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评论》全文对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借用主要是引入了“欲”的概念。作者将《红楼梦》中宝玉之玉应对叔本华之“欲”，其阐释极其勉强，这种明显的附会不仅仅是为了“印证西方理论方法”而出现的误读，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