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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管理视角下操作风险管理研究 　　一、职业生涯管理是解开操作风险困局的钥匙 　　 　　总的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是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客户、产品及业务操作等其他类型的操作风险所占比例很小。进而言之，我国银行业的操作风险集中体现为基层行领导和员工基于主观故意的人为性内部欺诈。这就是本文所处的特定语境。也就是说，本文所涉的潜在违规者是在这种语境下应用成本――收益方法来权衡利弊得失从而最终决定做与不做以及做多少违规之事。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违规行为的暴露事实上都是一个不确定性事件，所以潜在违规者在进行成本――收益权衡时考虑的并非现实成本和收益而是加入概率因素的期望成本和收益。换言之，潜在违规者考虑的是与违规行为相关的可能的损失和收益(即经济学中的期望成本和收益)，而这种可能的成本和收益就是用现实成本和收益各自乘上其相关概率p(违规被发现的概率)和(1-p)(违规未被发现的概率)。首先，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语境中的诸种客观因素化约到违规被发现的概率p之中，因为这些客观因素如银行的内控制度、审计制度、纪检监察力度等与p其实属于正相关的函数关系，例如，内控制度的完善最主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增大行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从而震慑潜在违规者使其不敢违规。其次，我们将潜在违规者进行一次违规所导致的期望损失(或称预期损失)及获得的期望收益放到一个公式之中从而得到其违规期望收益。我们分别以Y、R、(-L)来指代收益(违规所得)、银行工作给其带来的效用、违规被发现后的损失(刑法惩罚及银行内部纪律处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潜在违规者一次违规所得到净期望收益即NI=(1-p)Y-pR-pL。其中，(1-p)Y是指潜在违规者一次违规所得的期望收益即其未被发现的概率和实际违法所得的数学期望值，pR是指其银行工作效用的期望损失即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与银行工作效用的数学期望值的负数，而-pL则是指期望惩罚即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与惩罚的数学期望值。显然，促使潜在违规者权衡利弊进而决定不违规的充要条件必然是：pR+pL(1-p)Y。也就是说，当违规行为的期望机会成本大于其期望收益时，潜在违规者就打消了或根本不会产生违规操作的念头，从而使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上述公式不仅能够为我们揭示出操作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能够在操作风险的治理上对症下药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药方。 　　从公式pR+pL(1-p)Y中可以看出，银行员工是否选择违规操作主要取决于p、R、L、Y四个变量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机会成本――收益天平的倾斜情况，因此，p、R、L、Y这四个变量乃是解开操作风险奥秘的钥匙。具体来说，这四个变量之中，L、Y属于从属性变量，因而是机会成本――收益天平中较轻的砝码，对天平的倾斜与否起不到实质性作用。换言之，决定操作风险的重要变量只有p值和R值，而与p值相关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操作风险管理体系。毫无疑问。传统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能够提高p值，进而提高对潜在违规者的威慑力度，以使其不敢违规。不过，p值并不能无限升高至其极限值1。实际上，随着传统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不断加强和完善，p值会随之升高，但p值上升的速度却会不断趋缓直到达到某个最高值(如0.7)便终止了上升势头，而导致p值上升速率趋缓并终止的根本原因则是管理者与潜在违规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故此，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提高p值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操作风险问题，要想突破操作风险困局，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到变量R值上。从上述公式可知，R是潜在违规者的违规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对R的调控理应成为银行化解操作风险的有效武器。举例言之，假设潜在违规者对传统操作风险管理制度的威慑效果的预期估值为500，对违规收益的估值为800，那么，潜在违规者经过机会成本――收益计算后的最优决策便是冒险进行违规操作，但是当一个估值为400的R变量作为生力军加入机会成本阵营后，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上升为900，此时为了800的收益而丢掉900的违规操作行为就不合算了，于是，R的加入就使潜在违规者的最优决策从违规操作变为合规经营了，操作风险自然也就消弥于无形了。R，简单地说，就是银行员工的未来所有预期工作收入或效用的折现值。对R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当前收入，而是银行员工对未来的预期，因为根据理性预期学说，理性人通常是根据其对未来的预期来做出决策的。因此，要想提高R值，不仅需要提高员工的现实收入，更重要的是要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打通上升的通道。也就是说，尽管行员的当前收入较低，但只要能够预期他经过自身努力就可以沿着职业路径持续、平稳地顺利前行，那么，他的R值就会高到足以抵御任何大额违规收益的诱惑。由此可见，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部门针对所有行员开展实施职业生涯规划在提高行员的R值从而彻底根除重大违规事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