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黎明前夜.docVIP

环境公益诉讼黎明前夜 　　 　　2012年2月1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志愿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赵京慰律师向广西省河池市环保局出具律师函，建议其对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肇事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从一开始，主力推动这一举措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就清楚，这将是一场硬仗；但他更清楚，不得不这么做，且不达目的不能罢休。他表示，若当地环保部门最终不提起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将担纲原告。 　　 　　镉污染触目惊心 　　2012年1月底，马勇和同事急匆匆赶到广西龙江河宜州段洛东水电站，原因是看到一条1月15日的新闻――媒体曝光，广西省河池市宜州县境内的拉浪水电站惊现死鱼。而同一日，宜州市环保局在调查中也发现了龙江河拉浪电站坝前200米处，镉含量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约80倍。 　　马勇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极其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事件。 　　镉，常温条件下为银白色或略带蓝色光泽的软质金属，是炼锌业的副产品。自20世纪初便被广泛应用于电镀工业、化工业、电子业和核工业等领域。与其他重金属相比，它有更容易被农作物吸附的特点，通过废气、废水、废渣排入环境，就会造成污染。 　　镉污染曾经引发世界著名公害事件――日本“痛痛病”。20世纪初期，人们发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水稻普遍生长不良，1931年怪病横行，患者多为妇女，她们关节疼痛，持续几年之后，全身各部位发生神经痛、骨痛等现象，行动困难，甚至连呼吸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至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软化、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连咳嗽也能引起骨折，患者疼痛无比，常常大叫“痛死了！”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1946-1960年，“痛痛病”被发现是由神通川上游的神冈矿山废水引起的镉中毒所导致。 　　1月28日，广西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而当马勇和同事于1月底到达龙江河宜州段洛东水电站，更得知宜州市怀远镇的罗山村早在13日便已发现死鱼，比媒体报道的上游拉浪水电站发现的死鱼事件早了两天。 　　2月1日一早，马勇沿着罗山村河岸走，发现许多村民已经放弃了家里的鱼苗养殖，外出找工作，全村原有40多户养殖户，现在只探访到20多户。马勇告诉记者，大部分养殖户养殖的是竹鱼，一条鱼苗3元钱左右，3年养殖期。其中有一个大户养了名贵的丁桂鱼，这种鱼单鱼苗便是8元钱一条，这个养殖户的损失约为100万。 　　2月15日下午，广西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对造成龙江镉污染的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池市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的10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以涉嫌污染罪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企业与环境失和 　　在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出具的律师函上写道：“此次重金属镉的泄露量之大在国内历次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中都是罕见的，目前波及河段已达三百公里以上。这必将导致处于龙江河下游的柳江水域遭受重大污染，也会严重威胁柳州市辖区的饮用水源安全；龙江河、柳江水域中丰富的水生物资源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为消除危险、降低损害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更是难以估量。”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进入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2~3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却忽略了这种外延粗放型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基础上的。其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单位能耗为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无数企业在为地方政府创造GDP和政绩的同时，也在大量、低效地消耗着当地资源，排放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使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 　　根据近两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的数据，2008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理突发环境事件135起，其中由企业排污引发的23起；2009年，环保部共接报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71起，比2008年增长26.7%，其中由企业排污引发的23起，与上年持平。 　　如今，在“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持续扩张的影响下，中国已有1/3的土地遭受过酸雨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已因严重污染而无法使用，1/4的居民得不到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的那样――除非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能够尽快得以解决，否则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社会责任仅余空谈？ 　　在欧美成熟国家，对环境的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这不是空泛的道德口号，因为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环境和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而让企业承担起与环境和谐的责任，也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源、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