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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管制终结与煤炭交易模式创新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12月14日下发了《关于完善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彻底取消往年的煤炭订货模式,2010年不再召开煤炭订货视频会、衔接会以及合同汇总会。这意味着长达16年的煤炭价格管制从此结束,政府彻底退出了煤电谈判。 　　煤价管制的终结体现了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电煤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是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煤炭交易体系的重要步骤,对于进一步积极探索煤炭交易模式,理顺煤电价格机制,协调煤炭、电力、铁路货运等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具有显著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结束煤价管制、调整煤炭产运需衔接机制的背景 　　 　　市场化是电煤价格改革的主要方向。其实,早在2005年,中央政府就宣布放开电煤价格。正如《意见》中指出的那样:自2004年以来,煤炭市场基本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企业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新机制。 　　但是,因为电价一直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煤价放开后,始终存在着“计划电”与“市场煤”之间的矛盾,所以,为了确保电力用煤的稳定供应和电力企业的正常运转,中央政府对电煤市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干预力度。 　　尽管对于电煤价格是否已经实现了与市场煤价并轨,人们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价格的形成总是和特定的谈判方式、产需衔接机制联系在一起的。电煤价格与市场煤价的差异,仍不同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条件下所形成的长期协议价格与现货价格。此前电煤价格仍是在政府干预下,煤电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这样的谈判模式下,企业定价自主权的实现是不充分的,因为政府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谈判过程中。 　　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下的煤炭集体订货会在2009年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这一年的福州订货会上,电煤谈判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无果而终。虽然当时市场上多次传出发改委可能提出协调方案,但最终,除了个别省份进行了省内协调外,中央政府还是坚持了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始终坚守底线,没有直接干预。 　　这说明,在煤电两大行业的利益日益分化,煤炭市场迅速发育壮大的情况下,煤炭订货会的形式已经很难再发挥优化配置煤炭资源、有???协调煤电双方利益的作用。那种融合了计划协调、政府干预与企业交易订货会的混合交易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煤炭市场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关键时点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2009年的福州订货会视为煤炭订货市场化改革的催化剂,2010年煤炭产运需新型衔接机制出台的前奏。 　　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根据市场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进行经营决策和商业谈判的主体,必然是一个个的企业主体。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单位,到接受政府指导和具体干预的国有企业,再到遵循市场规律自主经营的企业主体,微观经济主体间协调彼此利益关系的制度环境和具体运作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种模式是在国家控制下,以命令和服从为特色,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交易。第二种模式是在政府的直接协调下的,以利益和负担的分摊为特征,具有限额性质的交易。第三种模式是在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自主决定和平等协商,完全以双方自愿达成的价格为媒介进行的交易。这三种交易模式的制度环境、谈判方式、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从第一种模式到第二种模式的转变,可以用来概括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历程。从第二种模式到第三种模式的转变,仅就煤炭订货形式的市场化尝试来说,很可能是现在刚刚开始迈出脚步,有待于继续深化。而2009年福州订货会的失败,正好说明了那种产需衔接和谈判方式具有极高的交易费用,甚至超出了最早的计划协调方式,供需双方甚至完全无法签订合同,这种模式显然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了。 　　 　　煤炭产运需新型衔接方式面临的问题 　　 　　是否应注意分散交易在价格形成方面的局限性为了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提高交易效率,这次改革突出强调,必须改变以前煤炭供需双方集中衔接的做法,由企业在规定时间自主选择适当方式,分散衔接。不过,从交易活动的成本、收益和效率来考虑,参照市场演进的一般规律,不难发现分散化的交易本身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尽管现在有了网络技术平台,以较低成本即可获得重要的交易和价格信息,但是,全国市场的价格变化趋势,仍然无法从分散、孤立的一次性交易中获知,而只能从集中交易的市场中发现。在未来不断完善现代化煤炭交易体系的进程中,我们会深刻地理解:市场的正常运行和有效运作还需要更多的制度环境要素、组织形态和中介服务,并不是说只要有了煤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无人干预它们,交易就可以顺畅高效地完成。 　　电价是否应当针对煤炭价格的上涨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今年启动煤电联动机制的必要性有所上升,但同时又会遭遇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压力。既然煤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