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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到汶川的跨越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感 优秀奖 软件工程系 侯艳丽 作为一个唐山人，虽然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还没有出生，但是通过亲人的叙述、亲人的遭遇、各种报道，我对唐山大地震的了解颇多。今年，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出于某种难以名状的情愫，我时刻关注了这次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变化很大。 第一，通讯发达。 三十二年前，凌晨，大地震突袭唐山，北京明显感到了震感。但由于通讯设备被毁，中央判断不出震中的准确位置。时任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拦了一辆救护车，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在黑暗中颠簸、摇摆了四个小时后，直接冲进中南海报的信。中央到早上八点多才获知确切消息。三十二年后，地震刚一发生，地震发生后不到20分钟，14时46分，官方就发布消息：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紧接着，国内各主要门户网站的头条都发布了这一消息。地震震级、震中等等情况，短短十几分钟就通过电视、手机、网络传遍全国。 第二，重视生命。 面对唐山一片废墟，“四人帮”却宣扬“全国有8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唐山地震不过100万人的事，唐山才死亡10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8亿人的大事!” 汶川地震后，我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媒体上看到感动的一瞬间，为了救助一个生命，有时几十个救助人员要花费几十个小时，不放弃一点希望。立刻飞赴灾区亲自指挥救援的温家宝总理强调，“早一秒钟就可能救活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不仅是出于政治良知，更是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的一种尊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的重要性可能还停留在道德意义上。而今天，人们要求从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基本结构、公共财政，以及其他各种公共事务等方面，思考如何确保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为了悼念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难者，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三天为全国哀悼日。在5月19日下午2点28分，车水马龙的街道突然间“定格”，警笛喇叭齐声呜咽……全中国用最高的祭奠，向数万骤然逝去的生命志哀。为灾难中死去的普通百姓举行全国哀悼。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 从唐山地震，到“非典”爆发，再到汶川地震，“人”这个字，终于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三，应对有效。 中央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后，开始组织救灾，临时搭班子，现抽掉人员，现筹措物资，现组织运力，仓促上阵。直到几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名医务人员和部队官兵，才陆续奔赴唐山救灾。当时还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概念。 汶川地震后，政府以空前的反应速度、空前的救援规模和力度下令救援一线受灾群众。在72小时最佳救援期内，救援全面展开：10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立即出动;国防部向灾区火速增派100架运输直升机;空军运输部队超强度出动，挑战非军事作战极限;面对高山峡谷……　　 第四，信息公开。 唐山大地震时，新闻报道滞后，且报道内容单一;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内容及时而饱满。 当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有关这些方面的数字、画面和细节一律不得见报。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第一篇关于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中，对灾情只有“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死亡24. 2万人的数字，是在三年后，经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争取才发出去的。时至今日，唐山地震死伤人数仍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通报当日震情和抗震救灾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情况，人员死、伤、失踪数字，受灾群众安置情况以及抗震救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任何提问。中外记者可以到震区任意采集新闻。信息发布如此开放、公开、透明，前所未有。 事实证明，灾情信息为公众所了解，非但不会造成有些人担心的恐慌性社会情绪，也不会干扰应急处置正常开展，反而有助于平息恐慌，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 第五，接纳援助 在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国际救援队的身影，其中也包括日本救援队。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人道主义援助从来不分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别人遇难时，我们理当出手相助;我们自己遇到灾难时，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也属自然。这也是一种礼尚往来。但以前，我们不这么想。 唐山地震后，有许多华侨、华人、友好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表示要对中国灾民提供捐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但当时我们片面强调“自力更生”，拒绝了一切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