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腾飞下中国城镇化历史契机.docVIP

新一轮经济腾飞下中国城镇化历史契机 　　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强调“提高城镇化率”。这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契机。 　　众所周知,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长期存在着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走城市化的道路,应该集中资源着力发展大型城市,通过集约化经营,提高规模效益。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应当走城镇化道路,在经营少数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小城镇,通过发展城镇经济,促进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他们认为现代化大都市已经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交通堵塞、资源浪费、治安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走城镇化道路,绝对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发展的老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锤定音 　　 　　走城镇化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翻版,而是中央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所谓梯次发展理论和资源转移理论。梯次发展理论是指把中国经济分为若干个梯次,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对外开放,通过发展加工产业,吸引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形成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以逐步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带动东部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到家乡。梯次发展战略,既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现在看来,这种梯次发展理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人口随着资本大量移动,不仅给中国的交通运输带来的沉重压力,而且使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面向海外的加工企业一旦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在国内出现连锁反应。部分地区实行的所谓“打工经济”,虽然暂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基础性的投入,经济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 　　所谓资源转移理论,就是通过强化分税制,增强中央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在东部地区寻找经济增长点,并且依靠东部地区的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副作用,财政分配的严重失衡,不仅使中西部地区公共设施严重不足,影响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更主要的是,片面依靠财政税收调控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投资的老路上去。中西部地区借助于行政的力量,将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虽然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由于这些产业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少,竞争力逐步下降,所以,这些企业的到来,非但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而给当地的环境保护带来压力。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但同时又要防止纸上谈兵,通过政府手段进行资源调配,从而扭曲市场经济。 　　事实证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靠全国资源的大转移来实现。这种看似战略性的资源配置,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重新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在资源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尊重市场规律。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力资源要素是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以往在进行战略规划的时候,往往只重视资金、技术要素,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以致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人力资源跟随资金技术流动”的现象。百万农民工南下打工,看起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但是,仔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为什么不能在劳动力密集地区,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呢?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千里迢迢,南下寻找工作,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结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资金、技术匮乏的条件下,不得已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继续重复这样的发展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笑谈。 　　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盲目实行所谓梯次发展,把主要资源集中在东部地区少数大中城市;也不能继续奉行资源转移理论,试图依靠产业转移,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在人口众多的地区,就近实现生产力要素组合,通过兴建大量的小城镇,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提高城镇化率”,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表现。发展小城镇,可以离土不离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发展小城镇,可以有效地克服“城市病”,减少城市污染;发展小城镇,可以让中国的经济有进一步转换的广阔空间,不会因为部分特大城市经济出现问题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小城镇,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让城乡一体化成为一个可以触摸到的美丽现实;发展小城镇,可以大量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善他们的福利待遇;发展小城镇,可以进一步提高乡村居民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