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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竺可桢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1936年4月25日 ?诸位同学，这次中央任命本人来担任本校校长。我个人以前对大学教育虽也有相当渊源，但近年潜心研究事业，深恐对于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胜负荷，因当局责以大义，才毅然来担任了。今天与诸位同学第一次见面，就来略谈本人办学的主要方针，和我对于本校与诸位同学的希望。 ?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 ?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可是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本校诚然是国立的大学，可是办在浙江，所培植的学生又多数是浙江人，诸位将来又大致多在浙江服务，所以我们也应得注意本省学术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 ?我们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联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践的故地；他那兴国的事业，雪耻自强的教训，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脑际。自东晋民族南迁，五代时吴越钱氏保浙，于是浙水东西开发日广，浙江文化与江南相并进。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这其间既然发生许多既有贡献的学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业与捍卫，明代于谦的定边与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复运动，常以一省的人文关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见本省的特殊精神。这些远的姑不具论，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学术史中，我们就可举出两位杰出的人物。 ?黄梨洲和朱舜水 ?他们承晚明败坏之余，而能矫然不阿，以其宏伟的学问、光明的人格，不但影响浙江，且推及全国，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响不限一时，而且及于身后几百年，这就是我们共知的黄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黄梨洲因为图谋抗清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述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的先觉。他所至讲学，著述极富，弟子光大其教，影响吾浙学风甚深。朱舜水与梨洲是余姚的同乡，并且同是复明运动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运动起义，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复明就不回国，因此终其身于异国。那时日本人已传入我们浙江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他的伟大人格也就引起他们的重视。日本宰相德川光国尊之为师，讲学论艺，启导极多。所以梁任公先生说，日本近两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致力学问与以身许国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因为他们并不仅为忠于一姓，推其抗清的热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及详说浙江其他伟大的学者，单说这二位先贤，已足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们所以报国的模范。我们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行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 ?中国目前环境的艰危 ?其次讲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有知识有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国家情势的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已到了最严重的危机。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风习之不振，较之明清间更有过之。现在国内诚已统一，可是野心家不愿见我们的统一进步。他们可说是抱着“两重标准”的观念来任意行动。所谓“两重标准”，从前是指中国社会里的男女道德问题；因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所以法律容许男子纳妾，而风教强迫女子于夫死守节，这可说是两重标准。现在国际间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应知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而有积久的自取的理由。人和别的生物一样，一定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否则就趋于衰败或归淘汰。现在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组织，可是中国社会的旧习惯与此很难契合。中国人民积习最喜个人放任无拘的自由，试问我们以散沙一盘的许多个人来和有组织有规律的现代国家对敌，必无胜理。 ?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今后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自由要紧呢？还是全民族自由要紧？”我们大家对此应加以深切考虑。如果明白了“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们就必须以实心实力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浙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都极重要，浙江大学的学生就“目前的环境”一层上着想，尤应刻苦砥砺，才无负本省过去光荣的地位，与今后神圣的使命。 ?以上就过去历史和目前环境两方面来讨论中国和浙江省的地位，来证明本校所负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而同时也将我对于本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