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之惑(2010年6月17日).doc

中国高储蓄率之惑(2010年6月17日) 我们可以捋出这样的一般经济活动的线索：投资-要素分配（初次和二次）-形成部门收入-消费，最后剩下的才是储蓄、投资和净出口（储蓄是要花掉的）。现在很多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观点，多是割裂地看以上线索的一个片断，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谁在做储蓄 从收入到消费，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形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合理因素，如人口结构产生的红利释放，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参与率还在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还有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收入大幅提高……当然，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保体系缺失，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网”，从而约束家庭的消费欲望。 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现阶段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基本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近20年来一直维持在20％上下的高位，低的有17％，高的有22.9％，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和中国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前，家庭储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储蓄的部门结构，谁在做储蓄呢？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从20.2％上升至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从2.7％上升至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从13.7％上升至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再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大幅度提高国企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中欧商学院的黄少卿博士测算，目前若提高国企分红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亿元。 谁占有储蓄 在我看来，我们关于中国高储蓄的研究还不能就此为止。因为围绕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高储蓄率异常增加的关键。如果我们仅停留于此而不进一步探讨，还容易陷入另一个逻辑的误区——高储蓄成为了高投资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官员的政策解读。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这些储蓄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产出（通货紧缩）。为了免于通缩，于是扩大投资成了次优。 我们想要进一步阐述的观点是，从储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储蓄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来看。在以上储蓄形成的完整线索中，正确理解从投资到要素分配的过程，或者讲是初次分配过程，我们方能把握当下中国高储蓄的精要以及未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过程又决定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似乎是必然的。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将越来越萎缩。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7年~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 现在的办法居然是冀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储蓄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 如何降储蓄 我们在给自己造了一条高储蓄的“悬河”。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的高储蓄率回归正常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决定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进一步强化，被证明为近10年中国高储蓄率开始快速增长的根源。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