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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诗的理性海因里希·伯尔——在诺贝尔演讲会上的演讲?1973年5月2日于斯德哥尔摩?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更换演讲的题目。我原打算讲俄国文学与德国文学的关系，还有俄国以及苏联对德国——两个德国——的政治和历史关系。可是当我着手准备讲稿的时候，碰到了有些作者不时要做的事情：读校样。这其中有我前几年的一些文章。我发现，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已写过了。?　　1966年和1968年之间，我为了准备一部纪录片，曾仔细研究过妥思托耶夫斯基。我为一部关于他的影片写了剧本、解说词和评论。后来，在他诞辰150周年时，我参加了一个范围颇为广泛的广播辩论。事隔一、二年后，我又于1971年写了一篇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报告，后作为托尔斯泰作品一种版本的跋发表。这篇文章题为《接近的尝试》，我今天本来要再讲一遍的东西，在那里已经都讲过了。为了不使诸位，也不使我自己感到无聊，我换了一个题目。我请诸位理解，因为重复对于我是非常陌生和无聊的。于是，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现实的题目。我试图去接近关于诗的理性的问题，因为我在一些谈话、讨论以及出版物中发现，在文学和艺术问题的某种教条化中，一切都似乎简化成了要么是传布信息，要么是艺术这个公式。所以，我把演讲的题目称作《试论诗的理性》。?　　一些本应知情的人说——还有一些本应知情的人否认——即使是象桥这样理性、可计算的，由设计人员、工程师和工人们共同建造而成的东西，也会有那么几毫米乃至几厘米难以计算的因素。这种因为对材料的加工和成型而产生的微乎其微的不可靠，也许是由于对这种由复杂地互相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化学的、技术的细节和材料所构成的物体，它的种种可能的反应以及四种经典成分(空气、水、火、土)的作用，难以预先进行最精确的计算而产生的。这里问题似乎不仅仅在于设计，这一反复计算和检验的技术—化学—统计的综合过程，而在于——按我的说法——它们的体现，也可以说实施。这一点儿残余的不可靠性——哪怕只是不足一个毫米的难以预计的弹性变化——该称作什么呢？这个间隙里面隐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讽刺？是诗、上帝、反抗？或者说得时髦一点，是虚幻？一个对此不得不知情的人——一个曾当过面包师的画家——告诉我，在夜色未尽的清晨烤面包，是件极其冒险的事情。天一大早，就得爬起来，或多或少地凭着直觉去弄清楚配料要各放多少，温度要多高，烤的时间要多长。因为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求有自己的小面包。它是承担一天辛劳的人们早上第一顿饭里重要而神圣的东西。这个几乎难以计算的东西，我们也要称它为讽刺、诗、上帝、反抗或者虚幻吗？没有它怎么行呢？更不用提爱情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在爱情这块大陆上究竟堆积了多少小说、诗歌、分析、坦白、痛苦和欢乐，而它到底是什么却并没有研究透彻。?　　每当我被问起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写这个、那个的时候，我总是不胜难堪。我很想给提问的人，也给我自己一个详尽的答复，却始终不能。我无法再现其中全部的种种关联，虽然我希望能够这样，以便至少使我自己制造的文学成为一种比建桥和烤面包少一点神秘的过程。鉴于文学显然在它的整体表现中，在其传达的内容和形式中，有一种解放的功能，所以，倘若能够说明这种整体表现是如何形成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它，应该是很有用处的。然而，这个我自己也无法作出哪怕是略为贴切的解释的东西——尽管我明明在努力做到——究竟是什么呢？我亲手把它从头至尾写到纸上，又反复变动、加工、不断斟酌推敲的这点东西，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对于我自己将会变得陌生起来，就象是什么东西擦身而过，离我越来越远。而对于他人，它作为有一定形式的信息，却可能变得重要。理论上讲，要全部再现这个过程应该是可能的，即在创作的同时作一种跟踪记录。如果记录完整，它的工作量将是创作本身的好几倍。它不仅要反映其思想与精神的一面，而且还有感性和物质的一面。还要提供有关饮食、情绪、新陈代谢、喜怒变化的解释。环境的作用不能仅仅只当作体现本身，而且要当作背景看待。譬如我有时候看体育报道，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为的是在这什么也不想之中练习思考。我承认，这是一种颇为奇怪的练习。尽管如此，这些体育报道都得一滴不漏地记录在案。因为有可能就是一次击球或者一次跳跃，给了我什么也不想的思考以某种触动。也有可能是一个手势、一次微笑、记者的一句话、一个广告。每一个电话、天气、通信往来、每抽一支香烟，都得写进去。还有路过的汽车、风镐的声音以及打断思绪的鸡鸣。?　　我写字的桌子，高76.5厘米，桌面大小是69.5厘米乘以111厘米，车花的腿，一个抽屉。它大概用了70到80个年头，原是我妻子一个姑奶奶的财产。丈夫在疯人院里去世后，她搬到一套小一点房子里住，桌子就卖给了她的兄弟，也就是我妻子的祖父。祖父去世后，这件倍受轻视，也着实看不入眼的家具，于是便到了我们手里。起先是随便扔在了么地方，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