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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入池”控制金融流动性过剩的有效手段 　　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内部货币存量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品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完全走出的中国经济又承受通胀的压力。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引流入池”说，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各类解读，也把中国金融流动性管理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如何疏导金融流动性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稳定，更关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 　　 　　金融流动性过剩背后的全球经济失衡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金融流动性过剩问题，不能仅从增量考虑，还要从存量考虑。就内因而言，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较高的货币供给。“十一五”期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速平均为20％，而同期对应的GDP名义增速平均为16％，cDP实际增速平均为11％，这意味着中国近五年来货币供应增速已经大大超出实体经济吸纳的范围，反映出货币利用效率低，导致了大量富余流动性的溢出。从存量角度看，M2／GDP已经到了历史最高的位置，在180％左右(2007年中国经济过热时期的M2／cDP也仅有150％左右)。目前，美国M2／GDP在60％左右，日本M2／GDP在100％左右，韩国M2／GDP在140％左右，印度M2／cDP在80％左右，无论是对比成熟还是新兴经济体，我国货币存量都是最大的。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的时间跨度来分析问题，往往更能把握中国金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中国金融流动性过剩背后所折射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矛盾，即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也被纳入到美元的全球循环之中。 　　美元霸权体现为三大特征：一是美国对外提供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束缚，美元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美国提供的债券和金融资产，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这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它造成了全球持续性地流动性膨胀，这为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美元危机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埋下了祸根。 　　二是它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端制造的低端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使美国得以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资源。 　　三是当今货币制度没有任何有效的制度约束，美冗成为“世界基础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受制于美联储。 　　当前。美联储再次启动印钞机，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将产生全球系统性风险，成为制造全球金融流动性和通胀的引擎。 　　海量美元涌向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经济体，跨境流入我国资金增多，外汇占款增长加快，增加了货币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增长0.249万亿美元，相当于向流通领域又增发了1.6万亿左右的基础货币，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前车之坚”需要高度警醒。当年以日元大幅升值为起点，日本货币政策在广场协议后被美国绑架，陆续出台不合时宜的利率政策，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并在1990年被戳破。在之后5年期间，日本全国资产损失达8007i亿日元，接近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日本陷入了“衰落的十年”，再加上本世纪的十年，日本的增长型衰退已经整整二十年。 　　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货币政策被美国“绑架”的后果更严重：人民币升值由于资产具有吸引力而加速资本流入推升资产价格；当前，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货币政策如果长朗维持低利率，很可能形成当年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甚至被刺破。因此，如何管理这些金融流动性风险，如何“善治流动性”将是中国跳出“增长陷阱”，避免长期滞涨的关键。 　　 　　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我国的金融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金融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尚无“拐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町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要有效控制金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以解决内部失衡为主要着力点，化解中国金融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做强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