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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型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绩效与方向 　　内容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迅速。在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主要以发达国家间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东盟高等教育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南－南”型）的主要形式，以及每种形式的合作绩效，并结合《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分析了未来中国－东盟高等教育深入合作的趋势。 　　关键词：高等教育 合作形式 绩效 方向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北-北”型（发达国家间）和“南-北”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而对发展中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合作即“南-南”型则关注较少。当然这与发达国家之间教育的开放度、相互学习机制，以及发达国家在教育科技水平上处于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心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日益盛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投资量逐步扩张，对适应双边经济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开始由经贸领域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合作（即“南-南”型）有别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采取何种合作形式，提高合作绩效是“南-南”型高等教育合作更为关注的话题。本文将以中国-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为例，具体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背景下我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绩效，并在《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框架讨论今后高等教育合作的方向。 　　 　　文献回顾 　　 　　高等教育国家合作的兴起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的兴起和推动有关（王一兵1999），准确的说是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合作，争夺高等教以一体化促进了合作的实行，而信息通讯技术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潘学来2006）。亦即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决定于经济的国际合作。 　　但多数文献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理解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如课程、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全球意识和超越本土的发展战略和过程（Harari?M，1992、Knight.Jane， 1999、Wit.De，1993）。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参与者除了双方高等学校之外，至少还应包括双方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机构，因此这种局限于高等学校立场对国际合作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对今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趋势的判断上，李振全（2004）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将经历由活动取向到过程取向、由追求商业利益到人文关怀、由学术交流到全面关怀及国际化实践的日益优化等四个阶段。而吴江、张秀阁（2007）则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将经历由表象层次向意识深层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保证发展，由传统手段向网上虚拟发展的一个过程。上述两种趋势观具有一种宏观性和普遍性，但针对不同国家具体发展阶段和水平，这种发展趋势的判断还需具体分析。经验上，欧洲29国所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实施情况，及其在推进一体化，尤其是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进程所存在的观念冲突、改革的走向、组织松散及保障欠缺等问题为区域性的国际教育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张超，2007）。莫家豪等（2004）从公共政策视角分析了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背景，尤其是在全球化、国际化进程中，香港特区政府对改善高等教育体制，促进香港大学加强与海外大学学术交流，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所采取的举措。 　　因此，现有文献一方面对“南-南”型高等教育合作关注较少，经验研究对象多为发达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形式、绩效关注不够，进而问题分析的深度和趋势的判断上存在不足。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与绩效 　　 　　自2002年CAFTA建设启动以来，我国与东盟经贸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50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92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60 %左右，我国已成为东盟第一贸易伙伴国。伴随中国-东盟贸易、投资的升温，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对推动CAFTA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东盟高等教育的合作层次也由浅及深的展开。回顾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留学市场的开放 　　我国的出国留学大概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为辛亥革命前，中国留学生主要是派往日本；第二次为20世纪30至40年代，主要是日本、欧美等国和地区；第三次为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派往前苏联；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拉开了我国出国留学的第四次浪潮，本着“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我国对内对外逐步开放了留学市场。2006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13.38万人，同时共有18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695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