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没有打开抽屉.docVIP

香港书展没有打开的抽屉 　　都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京沪穗哪个城市能办出一个“香港书展”?书展是香港未打开的抽屉，打开的关键，是让它成为香港乃至全中国的文化窗口。 　　“假如你把我弄到香港，让我必须写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那我首先会描写环境对我的压迫。那么多的摩天大楼，我一直在楼的缝隙中钻来钻去，我感觉所有的想象力都被牢牢地钳制住了。我发现我目光短浅，我看到的全都是车辆、人的腿，我嗅到的全都是路边的食品散发出来的气味。” 　　这便是莫言阅读的香港。说这番话的时候，透过他背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密密匝匝的人群包围着这个书展。在这个主题为“阅读香港”的书展，76万的入场人次，超过了以往17年的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700万香港人，有一成人，选择成为书展门口巨大长龙中的一员。 　　 　　被误读的香港书展? 　　 　　香港书展真的很多元化：文化??动180项，签名会150个；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多家书商展出20000种出版物，连基督教都有54个摊位。这里可以找到金庸、首发的“哈7”、香港特首曾荫权，还有Twins。“香港的市民都知道，每一年在这个礼拜，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成为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大家的一个共同活动。” 　　按照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的说法，香港书展可以说是全球华人书展中，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1990年第一届香港书展参观人次就有20万。但内地的媒体，说起这样的香港书展，依然喜欢加“文化沙漠”做词语搭配。这甚至造成错觉似乎大集市般的北京书展就没有“沙漠”的味道――2004年，香港《文汇报》报道书展，标题是《书展入场者虽众，香港仍是文化沙漠》；2006年，《新快报》的标题是《书展证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2007年，《南方日报》的标题是《香港书展VS“文化沙漠”》。 　　 　　1990年代，莫言第一次来香港，感觉香港非常陌生，“90年代内地相对物质还是贫乏的，落后的对比香港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方，去了商场，你发现每件商品多得已经成为一种灾难了，这是一种物欲的天堂，商品造成一种巨大的挤压，文化方面是沙漠。” 　　2007年，莫言已经有了别的体会：“现在内地的物质已经变成跟当年的香港一样，对人有巨大压力。现在内地严肃的文学、纯粹的小说读者群在日渐缩小。内地的作家越来越明星化了，读者越来越粉丝化。”在莫言看来，“香港在这方面甚至比内地要好一点”。 　　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作讲座，每位观众都可以收到一份关于她讲座题目的精致介绍。她跟书展的工作人员说，来的人手上都应该有一个东西：“一个简单的东西，但很有品位，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做出来。这需要很久很久的文化的累积。在这一方面，香港在整个华文世界是做得最好的。” 　　一个“或许”是，目前，全中国只有香港可以办出如此规模的书展，另一个“或许”是，香港也无法办出北京书展。在香港的商业逻辑之下，书展更像一个巨大的派对，参加这个派对的人可能一年只去一次书店，但起码，这里让人很放松一一不用拉关系，无需递红包，文学、基督教、玩具与社会学书籍皆能安然相处。 　　“在这里，我看到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让人心灵感到慰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如此评价2007年的香港书展。派对般的香港书展，发生在内地“文坛是一个巨大垃圾场”论点流行的同时――“文化沙漠”的争论，与城市文化的渴求关系纠缠不清，18年的书展，在需要重新面对世界的香港，突然集中了所有矛盾性。 　　 　　书展之困：产业与文化断裂 　　 　　在书展的讲座上，香港年轻作家谢晓虹举了一个例子：香港的作家不敢买书，原因是担心家中没有地方放。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如果买太多书，作家就只好在堆得高高的书堆的缝隙中看电视。 　　等她的讲座结束，并排坐在书展的玻璃窗沿，谢晓虹却说自己不算喜欢香港书展。“很多明星会来，很多娱乐的报纸会报道。大家会觉得很挤，来的人未必都是读书的，他们是来看明星的。他们买了明星的书，也不一定看，只是想拿签名和照相。这很像一个很大的卖物会。” 　　谢晓虹发觉香港作家可以讲话的空间很少，不如内地。她办了一本文学杂志，从读者的数量看来，她自认为香港有比人们想象多得多的关注文化的人，说香港是商业社会也许只是“一个刻板的印象”，但“出版商和媒体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班人”。“香港很少作家有机会发言，早上10点那些没有人看的节目可能会介绍，主持对文化也是没什么了解的。” 　　也许这是一个对城市文化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连如此规模的香港书展都不能为这些本土作家提供更多空间?“我们的书展，可以说是一个书市。书展本身也有版权交易，但说老实话，重点放在书市。两方面功能不一样，都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书展之外，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一个华文交易中心。但我们不能两个一起做，我们要把书展的规模发展起来，先让华文出版社都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