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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的历史出现重大转机的时候，以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与邓小平等党内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几件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起着关键作用的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带头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积极推动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继续沿用“四人帮”横行时期批判邓小平的一些口号，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定案，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似乎不该再被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微妙的党内政治气氛，也使党内一些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敢或者不愿意站出来说话。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慨，两次带头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时再次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对于陈云的提议，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但由于陈云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加上他的提议合党心、顺民意，不久，他的提议就在党内传开了。党内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很快就在党内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 　　在陈云提议和党内舆论压力下，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在推动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在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开展起来了。早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陈云就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了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黄克诚回北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 　　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张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张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负面人物。陈云能这样为他们说公道话，是需要勇气的。同年9月26日、27日，陈云两次应邀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的“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周总理，他说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 　　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从外地回到北京，并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