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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风暴后的制度思考 　　 　　进入9月，山西临汾溃坝事故、三鹿“毒奶粉”事件、黑龙江鹤岗火灾、河南登封矿难、深圳“9?20”火灾等一系列重大事故，致使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从部级到县处级，激起新一轮震荡中国官场的“问责风暴”。我们既关心这场风暴能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将问责制度化、透明化和普及化，贯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 　　 　　波及全国的问责风暴 　　 　　9月，全国范围内的问责接二连三。 　　石家庄市委书记、登封市市长、深圳龙岗区副区长，这3位中国南北3地，距离遥远的地方官员，因为相似的经历――免职，在同一时间被人们集体关注。 　　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吴显国被免去了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因国家质监总局监管缺失，同意接受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根据河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负责人通报，河南省已经对登封市广贸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作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登封市市长吴福民被建议免职。 　　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对造成43人死亡的“9?20”特大火灾责任人做出了处理，提名免去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的职务。 　　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9月20日，温家宝总理强调，决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可中央领导话音未落，深圳“9?20”特大火灾事故，以及登封市“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相继发生，造成了人员惨重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在这两起事故发生后的两天时间内，相关领导人相继被问责，问责速度可谓迅速。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各级党政机关继续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如今，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这场声势巨大的问责风暴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问责风暴是对民意的尊重 　　 　　在以往，像这样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接二连三的高级官员受到免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媒体用“风暴”一词来形容。对此，新闻观察员张羽表示，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中是用霹雳手段显示了治党理政的一个决心，也是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 　　在我国，国家关于党政干部的辞职和任用有严格的规定。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对于官员辞职有明确的表述，即在安全工作方面存在严重失职，连续或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特大责任事故的，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此次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的辞职即属于此范畴。 　　而在传统思路中，三鹿奶粉事件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跟高层领导干部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此次的问责非常明确，石家庄市委书记被免职，质监局长李长江辞职，这些反应对公众来说是一个交代。 　　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伤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民众的一种不尊重。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出现了汉江大桥倒塌事故，汉城市长引咎辞职，很多国内的民众对此不理解，因为汉江大桥并不是他在任的时候修建的。随着时间的推迟，阜阳奶粉事件发生后，我们的问责制也追究了当地的一些行政官员的责任。而这一次的问责又往前走了一大步，问责行动之迅速、涉及面之广、官位之高都是少有的。 　　并且，此次问责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仅直接责任人员要问责，而且承担领导责任的一把手也要问责；不仅违法犯罪的官员要承担责任，即使不构成违法犯罪但因“官德”出问题也要承担责任。实际上，一个地方或部门发生重特大事故，领导责任最大的是该地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此次问责不再回避这点，多名被免职、辞职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把手，这让人们看到了此次问责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 　　 　　尚需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 　　 　　除对上述重大事故迅即问责外，一些地方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责任追究。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3名干部因为3个字丢了官，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件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经巴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何政停职反省，对综合科科长王怡丹，副科长王平、何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