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就是虚伪造作.docVIP

郭沫若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 　　郭沫若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若干次痛切的自我否定：这些否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政治标准”的自我否定；一类是基于“艺术标准”的自我否定；可以说，他的公开的政治层面上的自我否定是对革命事业的自觉，因为他是一个“战上”，而他的私下的艺术层面上的自我否定是艺术良知的复苏，因为他是一个“作家”。 　　他曾在上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有两次自我否定，那属于合“政治标准”的门我否定，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的焚书说，位尊言重、举世哗然，这已为众悉知一然而，“艺术标准”的自我否定又常为我们所忽视?前一种否定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盲目，后一种否定则反映了他艺术上的良知。我们且看他艺术上的自我否定，并从中看出他那战斗的、宣传的艺术观所带来的彷徨、矛盾，以及他那真实的内心。 　　 　　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 　　 　　以艺术的标准来看，他对他那些应时膻景的大字报和宣传单式的创作颇为懊悔。郭沫若曾和一个叫陈明远的“小朋友”成为心灵上的至交，他说他们，“一南一北，一老一少，相差半世纪，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常常谈诗论文，互通心曲，郭沫若的真实的火花也便偶尔会在虚假的天幕上得到一瞬的呈现。 　　1956年5月30日，郭沫若在致陈明远信中说，“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诗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涮，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你担心你的意见‘提得太尖锐、怕老师接受不了’吗?但我自己要说得比你更加尖锐，我要说，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他已以艺术的标准全面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创作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这也可以算是他的另一种“焚书”论。 　　1958年4月18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孩子的诗》――“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造成他的创作出现质量大滑坡的原因正在于他所发誓要努力的方向――”学习毛主席”，毛泽东擅长诗词，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诗词却未必是郭之所擅，生硬的模仿，或者说迎合，只能扬短避长，结果势必南辕北辙。老郭本来就走入艺术的歧路了，这并不可悲，值得可悲的是反认歧路是正途，以至于他一错再错，离艺术的宫殿也便越来越遥远了。 　　他只知道他走错了，如何纠错，他却不知道，或者说，他知道而不敢走。1956年9月11日，他在给一个清华大学生的信中这样说，“几年来我简直把笔砚抛荒了，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别人依然把我当成为‘作家’，又是‘学者’，其实我这个两栖动物实在是有点惭愧了。文艺作品既写不出来，学术研究也毫无表现。”上世纪50年代，他在致“祖平”的信中说，“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 　　面对时代的“急转弯”，就是连他这个“党喇叭”、“文化班头”脱了鞋子跑都赶不上，其他知识分子之“瞠然”更是可想而知了“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在时代的道路上郭沫若是既按喇叭，又踩刹车，难怪乎研究与创作都无所建树，但相对研究来说，创作的情况更糟糕，“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东西比起文艺上的写作来似乎要好得一点。”在他看来，创作实在是一塌糊涂。凡 　　早在1950年10月27日，他在《郭沫若选集》所写的自序中便这样说，“自己来选自己的作品，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每篇东西在写出或发表的当时，都好象是很得意之作，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看起来，可以说没有一篇是能够使自己满意的。”1955年9月12日，他写信对陈明远说，“多年以来，我自己不仅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诗歌作品，而且几乎把文艺都抛荒了”在与陈明远的书信往来中，他和“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地诉说着“诗人之死”。 　　曾有人称我为“社会主义的哥德”、更希望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浮士德”来。这若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嘲讽罢。没有多大意思……(]958年8月28日) 　　近年来我常感到自己确是走入老境，心里也在发急。我想写诗的时候，每每苦于力不从心，我在尽力向您们青年学，向人民群众学，但是恐怕不能学得到家了。我现在写诗怎么也不能写得象您那样流利而又自然。(1958年11月17日) 　　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悔不该当初硬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