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两次重要会议.docVIP

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 　　一、鲜为人知的陈福村会议 　　 　　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是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成立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地点,也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掌握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地方。 　　遵义会议后,李德虽然被解除了军事上的指挥权,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顺理成章地替代了李德。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此时虽已经成了政治局常委,但在军事上还是周恩来的“帮助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恩来的军事助理。 　　对长征前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红军领导层中的关系,伍修权曾作这样一个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长征中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的回忆更为直截了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此评价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1955年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回忆,毛泽东对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处境打过这样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准备北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当红军到达赤水河边时,由毛泽东提议并指挥了与川军的土城之战。但此战失利,迫使红军改北渡赤水为西渡赤水,深入云南扎西,面临不毛之地的绝境。 　　新的挫折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士气。据《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记载:自土城受挫,“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新的挫折也使得红军领导层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对军事问题的初步共识又起波动。当时正率红一军团在长江南岸寻机渡江的林彪对军委下达的向扎西集中的命令大为不满,他认为“不宜向南走到扎西集中”,质问军委:“你们的基本企图究竟是什么?”甚至电告军委:“希望军委将我们的电报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这些电报足以反映当时林彪对军委指挥能力的怀疑。为了说服林彪,军委在6天里给林彪连发了8封电报??而刚在遵义会议受到批评的博古等人也趁机冷嘲热讽,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什么,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为了脱离险境,红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后二打遵义,以建立黔北根据地,为红军找一块能够暂时落脚的地方。在周恩来与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取得了桐遵战役的胜利,但自身也伤亡重大。不料王家烈的黔军刚败走,周浑元的中央军又赶到。于是红军不得不连续作战,成立了以朱德与毛泽东为司令与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于3月15日发动了鲁班场战役。红军强行攻击与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中共中央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在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中又兵员损失严重,尤其在狭长地区内的选择余地已非常局促,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陈福村会议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举行了。 　　陈福村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红军的指挥方式。 　　红军开始长征时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指挥的。由于李德不顾危险,强行按原定计划进军湘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于1935年1月1日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以决议的形式在组织上限制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 　　出人意料的是,红军的指挥虽然摆脱了李德的专制,却又陷入了绝对的民主。当时中央政治局有20余人,大多数成员又不懂军事,从而使军事决策过程在反复的会议讨论中显得漫长而多变。打鼓新场的风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935年3月10日1时,林彪、聂荣臻向军委发急电,建议“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对此,“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周恩来也基本赞同。但正在为红军可能不得不强攻鲁班场守敌而忧心忡忡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非常担心得不偿失,因为再次打消耗战会影响建立黔北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于是张闻天组织召开了20余人的军委会议,认真研究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会上大家认为红军稳操胜券,因此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对此表示:“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气头上的毛泽东立即回答:“好,我不干!”就气乎乎地离场而去。接下来的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取代。 　　然而当晚,毛泽东设法说服了周恩来。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