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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的工资和就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国经济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工资与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东道国的工资并对东道国的就业存在积极的影响；以及随着东道国工资的提高，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再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关键词]跨国公司 FDI　工资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29-06 　　 　　引言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跨国公司母国的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推动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WTO的成立，投资便利化和各国贸易壁垒不断降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生产非一体化活动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随之发生，那就是美国似乎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也转移到了国外。以美国经济学家为首的各国经济学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热议FDI的工资效应问题。特别是Brainard和Riker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同时在出口美国的工作机会?”一文，更是将跨国公司的工资效应问题推向讨论的高潮。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作为所谓“世界工厂”(world workshop)的中国的投资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连年加大的情况下，上述讨论重新成为热点。 　　工资效应(wage effect)并无确切定义，而且该效应和就业紧密联系，广义的工资效应应该表述为“工资与就业效应”才更为确切。经文献检索发现，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对工资效应的讨论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以丧失一部分本国工作机会为代价?特别是，是否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丧失了一部分低端工作机会?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话，这部分丧失的工作机会是否会被产业高度化所带来的高端工作机会所弥补?(2)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无在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东道国的工资效应表现为什么样的人群的工资收入得以提高?在东道国，是否仅仅是外资企业员工的收入得以提高?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或者换言之，如果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又产生工资的溢出效应的话，那么溢出的机制何在?(3)在东道国工资收入提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进一步投资的热情是否会因为成本的攀升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转向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反过来说，较低的工资成本是否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首要因素? 　　对上述问题的探询和解答成为本综述的一个内在研究驱动。本文也将沿着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的路径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FDI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工资效应 　　 　　正如上述论文“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同时在出口美国的工作机会?”所描述的那样，该论文作者Brainard和Riker(1997a)在工资效应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海外生产活动的确“出口”了或者说流失了一部分美国的工作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去。Brainard和Riker通过1983年至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雇用数据，实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就业对美国国内就业的替代性及替代的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雇用会降低母国的雇用，但是这种降低的程度是较轻的，但是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之间的雇用替代较为明显，而且在工资水平不同的国家的雇用活动对母国工人工资降低的作用程度不同。比如，每当在墨西哥的子公司雇用劳动的工资降低10％，美国母公司会减少0.17％的国内雇用，而马来西亚子公司会减少1.6％的雇用。该研究结果的含义是，美国跨国公司通过FDI对外寻求价格低廉的雇用是符合美国的比较优势的，但是，在工资水平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尚需进一步筛选以实现建立在工资差异基础之上的更大的比较优势。Brainard和Riker(1997b)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分工模式其实是高度互补的，“南－北”分工模式中劳动需求的工资交叉弹性是负相关的，即并没有因发展中国家工资低廉而产生就业上的竞争关系。相反，工资水平处于相似地位的“北－北”分工模式或者“南－南”分工模式却会通过贸易产生就业上的竞争关系，因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并非零和博弈。结果相对接近的研究还有Slaughter(1995)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当只考虑产业工人时，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