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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父亲张有奇的世界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一位挚友一再恳切地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前辈，你应有责任把他的精神写下，留给后人，那是前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是一代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可看作是你父亲的，更应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朋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沉思，是的，应该写写我的父亲，因为那确实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我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思绪万千。父亲虽然永远地走了，但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敬爱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身上流着父亲的血，更因为我们是在父亲精神的感染下长大成人的。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生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的精神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父亲张有奇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临汝县省立第十中学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负责党的秘密支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夏在国统区做党的秘密工作，曾任汝阳工委委员、区委书记；1940年秋到抗战结束，历任中共涡阳县涡南地区秘密党组织负责人、涡北抗联民政科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夏邑县委副书记、代书记，鹿（邑）亳（县）太（和）县委书记，亳县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亳县县委书记，阜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4年担任阜阳地区行署专员，“文化大革命”前又先后担任芜湖、宿县地委副书记、专员；“文化大革命”后先后担任六安、安庆地委副书记、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1985年离休。 　　打从我们小时候起，父亲的教育就是严格的。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父亲先后就任两个县的县委书记，1954年又任阜阳行署专员。当时父母把心思几乎全用在了工作上。但如何培育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父母很是动了一番脑筋。他们每星期必开一次家庭会，用自我教育的方法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每个礼拜天由外公召集并主持家庭会议，会上每个孩子都要谈谈自己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在家表现情况，父母只要在家无疑是要参加这个会的。我们当时年幼，难免会不时地出现缺??和错误，父母总是循循善诱，要求我们说实话，凡表现优秀者，都会受到表扬和小小的物质奖励，对主动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也要表扬。在这种长期引导式的自我教育中，我们兄弟姐妹养成了实话实说，敢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信立人的品格。 　　1963年，父亲从鱼米之乡的芜湖地区调往受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宿县地区工作，我们也随同搬迁。每天吃的主食是山芋面做的面条、饼子，每天不到放学时间，肚子就早早唱起了“空城计”。为补充粮食的不足，母亲教会我们识别了许多野菜，每天放学回家后，我们都要外出挖野菜。父亲经常长时间与我们不照面，他全身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谋求全区百姓的生存和发展之计。母亲说父亲的身上经常是浮肿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没有自由，1968年9月28日，在欢送我们首批去农村插队的锣鼓喧天的热闹声中，我们看见许多知青在父母的百般叮咛中踏上旅途，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就像是被遗忘的孤儿，心里很是凄楚，备感孤独无助。作为“走资派”的子女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改造”，我们被下放到一个偏远、贫瘠的小山村，那里是鸡鸣闻三县、十分贫穷的地方。1970年的秋天，被“解放”的父亲奉命即将前往一地工作，临行前，他和母亲没有惊动任何人，自己乘火车，走了十八里路，爬过一座十八弯盘山路，悄悄来到了我插队的这个小山村。小山村因从没有来过这样的“贵客”而沸腾了，不一会儿，我们的小屋就挤满了老乡。父母亲切地同他们交谈，仔细地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交谈中时时洋溢着欢笑声，大家像久别重逢的朋友。这是父母被解除警戒后，四年多来第一次来到老乡中。父母那由衷的笑容，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0年秋，父亲来到六安地区担任副书记一职，具体分管文、教、卫和干部人事工作。那年，与大哥刚刚完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嫂回来落户，希望父亲能把她分配到机关工作。面对这位刚进门儿媳的要求，父亲思考后耐心地向她解释了师范生分配政策，并强调说，因为自己分管这项工作，更应该带头执行好党的政策，否则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丧失领导的资格。同时，要求她带头按党的政策办，尽快到学校报到。大嫂没想到父亲不但没有帮忙，还给她上了一课。她后来对我说，以前光听你大哥说父亲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没想到还真是名副其实。后来，大嫂一直安心在校从教，直至退休。 　　我的小弟，一直梦想着能够神气地穿上绿色的军装，走进军营。1972年，征兵工作开始后，弟弟写信告诉我说他要报名，想圆自己的参军梦，并说不能告诉爸爸，因为爸爸早就要求他高中毕业后带头插队到农村去。那年他正好高中毕业，于是，他瞒着爸爸悄悄报了名。小弟喜欢打篮球，又长了1.79米的个子，部队一下子就看中了他，很喜欢他，可他当时偏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