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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六?二六”催生赤脚医生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方队高呼着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一个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线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用特制的轮车推着。 　　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导的赤脚医生运动已成磅礴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李长明曾经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 　　“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治疗周期所造成的暂时性还只是个表面理由，使医生无法居留乡下的深层原因却是致命的，”对中国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 　　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赤脚医生”称谓首次出现在1968年 　　 　　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