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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调查报告 系 院：政管系 姓 名： 杨江红 学 号：20101072141 指导教师： 农村空心化对基层自治组织民主管理的挑战 一、现状 本文分析了 “农村空心化”对于中国乡村民主的影响。在“农村空心化”模式下，农村人口作为生产要素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中，但不享有城市公民或当地村民的各项权利。这种城市化道路对乡村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在中西部以人口输出为特征的传统村庄，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政治精英的流失，同时削弱了村庄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了村庄民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以人口输入为特征的城市化村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外来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局面，外来人口被排除在乡村民主和治理结构之外，形成新二元结构，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性公民权”限制了村庄民主的包容性。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模式，重构城乡关系，是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村选举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者的浓厚兴趣。可谓盛况空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村庄选举采用的“一人一票”、公开直接选举的形式与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十分相似。然而，最近这几年，关于村庄选举的研究热潮逐渐消退，政治学者们纷纷转而研究农民的抗争、集体行动，以及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出于一种失望，相当一部分学者原本预期村庄选举会向更加高层的选举过渡，由村庄到乡镇再到县、市、省乃至中央的直选，递进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所以，以往对于村庄选举的研究，大多把选举作为自变量，探讨选举对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公共物品、再分配的影响。然而，村庄选举似乎就此停留在了原地，连乡镇长直选的改革试点都中途夭折。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家通常对“变化”更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他领域。研究者忽略的是，虽然乡村选举尚未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其自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所引起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流动，基本杜绝了自发的移民现象；据《社会改革》统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8％上升到了2010年的47％，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突飞猛进，企业开始热衷于招收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其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2007年有农民工403万人，其中16—24岁的人口为123.2万人，比上年增长5.2％；25—34岁为150.5万人，增长6.7％；2835—44岁为102.4万人，增长7.8％；45—54岁为21.3万人，增长0.9％；55岁及以上为5.6万人，下降1.8％。超过三分之二农民工年龄在34岁以下。 这一方面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村庄的主要是老人和儿童。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并未因人口流动而打破，农民进城之后，职业改变了，身份却依然不变。他们在城市从事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被称为“农民工”或“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或郊区村民的各种权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城市或郊区长期定居，甚至出生在城市，却始终被定义为“流动人口”而不是“城市新移民”。正因为如此，中国2009年的城镇化率是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亿2800万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显然，这样一个过程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因为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只是被吸收到了城市的经济系统，却没有被城市社会所接纳，无法参与城市公共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城市把乡城迁移者当做劳动力、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一个移民或公民，在经济上加以吸纳，在政治上加以排斥。 　 二、村庄的“空心化”及其对乡村民主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人，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23.4％，为中国46.6％的城市化率贡献了10.9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以18－40岁之间、有文化的青壮年为主体；但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民工仅占20.4％，为2966万人。农民工外出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农民外出务工给农村增加了大量的收入，这是任何其他投资无法比拟的。由于计划经济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隔绝了20多年。但这之后，农民工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结，引起了人员、技术、资金、商品和信息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