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docVIP

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 　　族群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原生论”与“情境论”的争论，在早期社会文化研究注重“静态”与“均衡”的语境中，族群被认为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二战后，利奇通过对上缅甸高地的调查，发现从客观文化标准来区分族群的不合理之处，而巴斯则吸收了利奇把文化作为社会认同象征的观点，将族群视为有“边界”的社会组织，强调区分族群的标准不是客观的文化要素，而是带有社会性的文化建构。换言之，“边界”是巴斯界定族群的方式，而文化只是对边界的意义系统进行维持的工具[1]. 　　上述讨论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既没有在族群变迁及融合等问题上给出整合与动态的解释，也没有进一步理清族群中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且以“边界”来界定族群，不仅将“文化”从族群讨论中剥离，也使族群研究容易忽略“文化”与“族群”的关系[2].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族群研究中的地位，开始思考“边界”如何被界定？呈现出怎样的文化差异，并试图将文化带入族群研究之中。如 Rogers Brubaker 提出不要将族群视为“世间之实体”（things or entities in the world），而要视作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观点（ways ofseeing），强调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意识，且呼吁研究应重在过程而非内容[3];Robert Norton 也将族群意识视作一种过程中的产物，认为在此过程中，族群会选择性地使用文化手段来进行区别，文化是强化认同的结果[4],巴斯本人也重新审视族群边界理论，认为以前的理论太强调区分，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他们看待的边界可能更强调连结[5]. 　　在中国开展的族群研究中，族群因历史、人群互动、多元信仰及语言等因素显得更为复杂，有学者提出应该致力于诸如社会化过程、世界观、象征体系、人格等概念以及由此出发而生成族群过程中的文化行为与意义。[6] 　　近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通过观察正在发展的区域社会，由同一区域里不同族群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所建构的区域认同来重新检验并寻找新的族群与认同概念。黄应贵以陈友兰溪流域的布农人为例，认为当不同族群的人交错生活在一起时界线不再是清晰可辨的，他们所建构的族群认同不再以“边界”来认定[7];苏弈如、黄宣卫也注意到撒奇莱雅人如何在族群边界暧昧不清的情况下，运用文化创造维系族群意识完成正名运动[8].这些研究将重点放在族群文化边界的建构之上，且试图弱化“族群边界”概念所强调的族群间的分野，关注到复杂社会中族群相互之间连结的重要性。 　　本文所关注的葛亮寨位于都柳江下游，地处黔桂两省交界地带。始于清雍正年间的航道疏浚使都柳江流域进入了王朝视野，更经由珠江水系进入到了更广阔的市场联系中。区域的商业化发展吸引了大量移民，移民中溯江而上的闽粤商人实力最盛，占据沿河的主要市场。还有部分移民是来自都柳江上游、支流的苗民与侗民，他们虽与生活在该流域的苗侗土着差异较小，但仍离乡背井，在沿江兴盛起来的贸易活动中，又因无资本经商，只能从事诸如放排、运输、打杂等工作，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复杂的人群关系中，他们的身份界限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葛亮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上述移民汇聚发展而成的聚落，有趣之处在于，苗侗移民透过对“葛亮”这一寨名的演绎，将孔明传说与村落具体空间结合，创造了一套村落的“历史记忆”,并透过孔明庙宇的建立和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并表达了“我群”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 　　本文试图从葛亮寨当地人群观念出发，将族群问题放置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呈现苗侗移民在区域社会急剧变化的复杂联系下，如何通过文化手段协调彼此关系、建构族群意识，以及如何通过对“历史”创造性的重构与再造，型塑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进而为族群情感的产生与族群意识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村落空间与孔明叙事 　　葛亮寨坐落于都柳江南岸，为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下辖的自然寨，居住着富禄行政村第五、第六两个村民小组，共 130 多户，632 人。从户口登记的民族成分来看，大部分为侗族，寨中交往主要使用侗语，村民也几乎都能说桂柳话。“葛亮”这一寨名的来历难以追溯，在清代的县志中就已出现，而侗语中称呼葛亮寨为“ban”,是一个当地人也说不出具体意义的普通名字。葛亮寨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寨名，更在于村落中流传至今的众多孔明传说，这些孔明传说都基于这样一个“村落历史”:相传葛亮寨曾是古夜郎国属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蛮期间，部将马岱所率领的部队曾在此驻扎和作战。这一“村落历史”的表述也被志书所记载： 　　孔明城即诸葛垒，在富禄乡武侯村葛亮屯之下，长约五十丈，阔约三十丈，今存基址，尚有高七八尺者，相传为汉武乡侯征蛮时所建，曾埋金鼓于内，每风涛响应，如闻角声，现虽壕堑依然，第己荆榛满目，无残碑折戟可供摸索凭吊也，其右有井，俗亦称孔明井，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