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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区汉语学家对《论语》中“君子”的认识 　　如果从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汉学系开始计算，以德国汉学为代表的德语区汉学历史不过百余年。虽然建制较晚，但是德语区汉学发展迅速，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在这时已经赶上或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据波兰汉学家魏思齐的统计，德国汉学界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就数量而言仅次于美国汉学，在欧美汉学界位列第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德语区汉学对儒家思想的偏爱显而易见。20世纪20年代之前，德语区汉学的研究甚至从未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着名汉学家佛尔克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是对中国先秦至近代思想史的一次全面概括，同时也是德语区汉学第一次把儒家之外的思想学派纳入研究范围。随着上世纪东亚经济的崛起，德语区汉学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儒家学说，他们除了关注现代新儒家、儒学与现代化等新热点，同时掀起了新一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热潮，引发新一轮的“孔子热”。正如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德国当代着名汉学家莫里茨（RalfMoritz）所言：“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他站在跨越两千五百年之传统的开端，他的名字就是传统中国的符号。” 　　德国当代政治学家、汉学家彼得·欧皮茨（PeterJ.Opitz）指出，《论语》虽然没有系统阐述这个概念，但是就“君子”重视何物和具体言行予以大量提示。因此，分析“君子”概念必须汇总《论语》中分散各处的内容并加以归纳整理。 　　德语区研究者以《论语》中论及“君子”的语句为基本素材，不过他们没有止步于相关材料的简单罗列、比较，而是从“君子”内涵的转变、什么人能成为君子、怎样成为君子、君子的形象等方面入手，分析“君子”的内涵与特性。 　　一、“君子”内涵的转变 　　“君子”一词原本是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象征个人的社会地位，如“君子所其无逸”（《尚书·无逸》）、“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秦誓》）中的“君子”。随着社会变迁，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一词逐渐成为对“有德者”的称谓。《论语》里的“君子”既继承了它的原始内涵，即贵族或身居高位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道德高尚之人，而后者也是孔子赋予这个概念新的重要内涵。 　　德语区研究者也注意到“君子”内涵从前儒家时代到孔子所处时代发生的变化。奥地利汉学家许赖和（HubertSchleichert）指出，“君子一词原本是对贵族的称呼，这个概念在孔子那里获得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含义”。孔子不是使用“君子”概念的第一人，孔子之前的先秦文献中“君子”一词已经频繁出现；但是孔子对“君子”进行彻底改造，将“君子”变为一个具有道德内涵和意义的概念。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韩裔学者李恩贞（Eun-JeungLee）也认为是孔子改变了“君子”的内涵。她指出，孔子赋予“君子”新的内涵，“对孔子而言，只有受过教育、具备必要品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并被称为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的德语译者一般用derEdle或者其形容词形式edel翻译这个概念。德语词汇derEdle旧指“贵族”（Adliger），后来延伸为“高尚的人”；形容词edel指“高贵的”或“高尚的”。 　　derEdle一词的内涵不仅基本上能与“君子”内涵相对应，而且更加巧合的是，它也经历了类似于“君子”的词义变迁。少数情况下，译者也会选择derFürst（王侯，诸侯）或derHerrscher（君主，统治者）等其他译名，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论语·泰伯》）和“君子之德风”（《论语·颜渊》）。 　　很明显，此三处“君子”均指“人君”，即统治者。虽然derEdle旧时也有“贵族”之意，但是采用不同的译名能够提醒读者注意到此“君子”（居上位者）与彼“君子”（有德者）的差异。 　　与“君子”内涵变化本身相比，德语区研究者更加重视这一变化产生的影响，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内涵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这一赞誉并非言过其实，“君子”内涵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条件不再是贵族出身，而是高尚的思想和正派的行为。用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XuewuGu）的话来说，“在孔子的眼里，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划分等级失去原有的意义。君子从一个社会范畴发展为一个道德范畴，道德成为君子的新标准。”这一点也成为德语区研究者的共识。 　　二、君子的“候选人” 　　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对于这个问题，《论语》没有提供明确答案，德语区汉学界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德国哲学与文化历史学家左茨（VolkerZotz）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君子，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完善自我。个人通过“修己”克服随主体意识上升出现的自私自利，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