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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伦理探析 　　[摘要]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伴随我党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党反腐倡兼工作提供了可行路径。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开始遭遇新的伦理困境。而促进党风廉政制度的完善理路应该重在制度伦理的确定与引领，促成法规与道德的统一，并使之上升为全社会的制度价值原则。 　　[关键词]制度伦理　新时期　党风廉政建设　理路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可行路径。而在制度伦理的视阈中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审视和思考，对于总结新时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中制度伦理的发展，并推动其进一步走向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中制度伦理的历史考察 　　 　　制度伦理是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的统一。它以其本身具有的规范、导向及评价功能在制度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党风廉政制度来说，在其构建的过程中无不涉及什么是制度的“善”以及如何实现制度的“善”这两个问题。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无不伴随着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成长与成熟，也显示出制度本身良性发展的势头。 　　第一阶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前，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其主要成果表现为组织领导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针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法制不健全，监督管理缺失等问题，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因此，自1978年开始，相继恢复和成立中纪委、监察部等组织机构。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标志着正义、法制精神的觉醒。 　　第二阶段为十五大到十六大前，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在党的十五大。首先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接着陆续出台《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相关法规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的法制化建设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上取得重要突破，充分地彰显了民主、法制的伦理精神。 　　第三阶段即从十六大至今，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全面展开和稳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以“标本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为指导，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中制度伦理的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的规范中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在新的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遭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亟待我们去探索和进一步改善。 　　1.政策保障不足，制度权利相对薄弱。在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相继推出了数十部的各类法规制度和部署文件以保障建设的有序进行。但是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而这些诸如党员终身学习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等重要制度的缺陷或缺失，就直接导致了制度中部分参与者权利的丢失或者旁落，部分参与者义务的空白。使得制度主体的伦理精神缺失。而这种政策保障的缺失导致的制度权利微弱的现象也将直接造成制度主体的伦理行为失范乃至于给社会造成危害，必然造，成制度的“恶”。 　　2.民主监督缺失，制度责任较为模糊。纵观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虽然民主监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弊病。一方面，尽管监督主体众多，但监督权力缺乏保障。影响了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现阶段人大、政协等监督机关及党内监督的作用不断加强，但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还远远不足，使得社会监督有表面监督义务，没有实际制约的机能。另一方面监督机构之间的关系不顺畅，导致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差。社会监督本应同职能机关监督共同构成完整的监督体系。来弥补职能机关监督的局限性。但目前仍未能形成强大的合力，而其余职能机关构成的完整的监督体系也有待建设和完善。 　　3.工具理性至上，制度价值趋于功利。新时期以来，尽管制度反腐的观念不断增强，但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的工具理性致使由此建立起的许多制度显现出功利化的特点。第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会议上。高层明确指出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两大不足即是：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究其原因即是在制度构建的目标仅仅是出于应付需要或者单纯追逐制度表面的绩效指标，而并非是从实际出发。从整体把握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来预防和治理腐败。而这也往往在客观上给一些腐败分子制造“曲径通幽”的机会，使其打着“制度”的旗号办着不制度的事。 　　 　　三、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