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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中俄关系演变与发展结构主义视角分析 　　摘 要：目前，作为战略协作伙伴的中俄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中俄两国关系的未来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大国主导国际关系的时代，中俄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中俄关系之所以好，不是因为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而是两国的最高利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由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的。从结构主义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结构变化与两国利益变动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中俄两国的博弈以及未来中俄关系的前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4-0037-03 　　 　　一、两种结构理论的比较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对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所认识的结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结构，是以单元的能力分配为基础的。而后者所认识的结构是一种理念主义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现实主义更强调结构对行为体行为的因果作用，关注结构对行为变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国家通过其对环境的结构变化做出反应来学习”[1]17，并且通过学习获得一种“简单习得”。而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获得的是“复杂习得”，即结构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塑造。这种对结构与行为体之间关系认识上的差别，体现在新现实主义中就是认为国家利益外生于体系结构，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是由体系结构建构的。在对结构层次的认识上，华尔兹强调“结构是全系统范围内的组成部分，使得系统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2]106，忽视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对结构变化和事件结果的解释能力，势必导致一种结构决定论。温特提出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的概念，他认为单元互动属于微观结构，而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是宏观的结构理论。这种分析方法弥补了华尔兹结构理论的不足，更好地将结构和进程结合在了一起。 　　笔者认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和建构主义的结构理论并不是根本矛盾的，而是互补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理论强调结构的物质性方面，而建构主义结构理论强调的是结构的观念性方面。只有同时对这两方面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结构，更好地解释现象。离开物质谈结构，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离开观念谈结构，就会忽视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陷入物质决定论。从国家利益的特征来看，国家利益既有客观的、物质性的方面，也有主观的、观念性的方面。国家利益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实践是在国家实力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共有观念，赋予社会结构以内容，创造了主体间意义”[3]34。国家能力的变化会导致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进而对观念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并导致国际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变化是在国家能力变化及其与观念的相互作用中完成的。国家能力分配和观念分配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关系的变迁。结构在国家利益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际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不断地构建着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 　　 　　二、两极格局下中苏关系的演变 　　 　　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并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两极之间平等的对抗结构和各个阵营内部的等级结构并存。华尔兹认为“在两强相争的系统中，权力的失衡只能通过自身内部的努力来得到纠正”[2]214，两极的对外政策都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就决定了美、苏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直接的武装冲突，因为由于双方实力相当，一旦发生冲突，必将给双方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会达成某种默契，进行合作来共同管理国际事务。20世纪60年代美苏进入缓和期，赫鲁晓夫提出了 “三和路线”，“把改善同美国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4]220。“并力图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轨道”[4]345。这样，苏联的对外政策必定不会过多地考虑对中国的影响，甚至要求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与苏联保持一致。 　　然而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系统结构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开始腐蚀中、苏两国原来的等级关系的基础。华尔兹指出，“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2]134当行为体能力发生不平衡的变化时，就可能导致系统政治结构的变化，还会使行为体的认知观念发生变化。而观念分配的变化则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国民经济和国家实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大大提高”[5]325。相反，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受到极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