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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黑金与红利 　　政府有黑金，市民就没红利。 　　城市升值带来的红利谁来分配、如何分配，存在着政府、商家和市民的三方博弈。 　　民生，即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教育就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民生被视为2007年的中国施政主题。使民生多艰的，是黑金、幕后交易和攫取了黑金的人。使民生安稳的，是稳定的财富增长、亲民政策和发展的红利。你的城市有多少? 　　红人与黑幕，黑金和红利，是中国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的戏剧。 　　 　　黑金与红利 　　 　　政府预算中看不到“黑金”这个字眼，但商业贿赂、被贪污的公款、未审计的基建和教育预算、不实用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在放贷、竞标、发包和特许经营权幕后的交易，全是黑金。 　　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看不到“红利”这种提法，但提高最低工资、公务员加薪、公园免门票、免费婚检、公交公益化、经济适用房供给、流动人口提供的服务和税收、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改善为物业带来的增值，全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红利。 　　 　　红人与黑幕 　　 　　吴英向东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500万元时，市领导多次询问其钱的来源，她说：“我的钱是干净的。”5个月后的2007年2月10日(距除夕只差7天)，东阳市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大犯罪嫌疑刑事拘留了她，并提醒群众不要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这位在胡润富豪榜和慈善榜上的人，可能是攫取了黑金的人。 　　从曝光到爆破不足半年，其间有传媒在“为年轻而豪富的商海超女吴英喝彩”。财富和项目运作的内幕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屡屡让传媒的判断显得愚蠢。就像2006年6月11日，北京的电台播出副市长刘志华工作讲话的当天，就传来他因生活腐化堕落被罢免的消息。 　　 　　2006年，只在广东省一地，检方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680件1833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5人，地厅级干部18人，挽回经济损失4．1亿元。谁能算出挽不回的经济损失? 　　公众被训练出了一种警惕性：眼前的企业精英今天是财富传奇人物，转天会不会被揭出不堪的商业犯罪黑幕?今天在台上正气凛然的父母官，也许在过去的哪一时刻???经变质只是尚未被察觉?谁是城市英雄，谁是侵犯了城市利益、拿了黑金的人?谁不是?如何分辨?如果不靠自律，什么能确保降低他们变质的概率?如果不依赖常识、本能和传闻，在最终的法律审判之前我们是否注定要看错人? 　　 　　黑金是怎么诞生的? 　　 　　中国城市的机遇、兴奋和城市病，是亚洲城市普遍的机遇、兴奋和城市病。大投资、大工程、大交通、大城区、大楼盘已成为亚洲城市发展逻辑中的刚性需求，即便是国家建设部、交通部和国土资源部也无力逆转。 　　城建项目中的“城市LOGO”观念，不但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不淋漓尽致不痛快，不标志建筑才奇怪。取之于民的政府公共财政用途含混暧昧(最明确的用途就是大工程了)，使用效率低下，预算是粗线条的，用钱过程的财务监督是半透明的，人大和政协又并未被授权为每一项工程设立专业而严谨的预算会计团。坏的结果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铸成死讲面子的豪华城市和亚洲式奇观，硬件一流实用性末流一一风靡各城市的大剧院建设潮中，没有一座大剧院的造价低于3亿元。《人民日报》报道了造价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维护成本，高到柏林爱乐乐团一场演出定出4000元的最高票价，仍需政府补贴300万元。这种超英赶美的结果，如同平民娶了个贵妇人但养不起，变成了对公共财政的回报最差的投资项目； 　　另一方面是在权力和财务审计监督不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提供了无数黑金流通的机会一一“修一一条路，起一栋楼，倒下一片干部”的景象仍时有发生。工程项目之外，像社保等公众资金也发生了被滥用、贪污的问题。 　　此外，滥用财政收入的大量犯罪事实证明，中国的城市官员还需要补课：学习花钱，也学习如何结合规划与够用原则来管理城市。郑州惠济区和安徽阜阳的政府办公楼呈现了白宫的风格和体量。因超标建楼豪华装修、被国务院通报批评的兰州市财政局，也近水楼台地把纳税人的钱先用在自己身上了。 　　并不是被贪污的公款和权钱交易的钱才算黑金，未经人大政协进行项目听证和财务审计监督、市民公示而滥花掉的城市财政拨款，也是黑金。 　　 　　发展红利与民生红利 　　 　　取消农业税和增加农业补贴，可算是中国经济增长之后，政府给亿万农民提供的红利；提高最低工资、公积金缴纳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公务员加薪，公园免门票、免费婚检、公交公益化、供给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则是各城市财政实力增强之后，政府给城市居民提供的红利。这些红利都是发展红利转化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在研究区域整合时，如此定义发展红利：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网络、产业、人力和营销等结构的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