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变化长征不为人知意义.docVIP

地缘变化长征不为人知意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笔者以为，从宏观上看，长征具有两大战略性意义：在当时来说，是挽救了共产党和红军，使其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后人而言，是留下了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给人们以激励。 　　关于长征精神，论者阐述不少，笔者不再赘述。至于长征是如何挽救党和红军的，论者大多会提到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对红军的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因为事情并不那样简单。除了领导权因素以外，挽救党和红军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关于这一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加以剖析和阐述： 　　 　　 与国民党的地缘冲突，因长征而缓解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尚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个是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根据地。众所周知，国民政府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华中）为其核心利益地带，可谓视若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虽然是民族敌人，侵占了中国东四省，但距离遥远，中间隔着华北，尚不足以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而共产党力量地处长江中下游，与自己的地缘利益直接重合，犹如“肘腋之患”、“心腹之患”，这显然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故而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下，依然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直至将共产党和红军逼上了向西转移之路。红军的反“围剿”作战虽然英勇顽强，屡获胜利；但如果不进行地缘转换，红军与根据地必定面临国民党军没完没了的“围剿”。断言红军的反“围剿”必定失败可能过于武断，但即便没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的干扰，红军也很难完全打破优势敌军的反复“围剿”。因为和国民党政权的直接地缘冲突，决定了共产党和红军不可能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获得大的发展空间。 　　经过万里长征，共产党和红军终于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到达西北黄土高原，和??民党的地缘矛盾显然淡化了。而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将魔爪伸向关内，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吞并华北，建立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伪“华北国”。那时的华北，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二市，与华中同为中国的核心地带，其经济地位仅次于华中，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则不次于华中。在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看来，失去东北尚可勉强忍受，而华北就不同了，失去了华北的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如果华北不保，不但中华民国的版图残缺不全，国民政府也会因此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从军事角度看，华北一旦失守，华中就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会立即变得岌岌可危。 　　长征与华北事变的先后发生，使蒋介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忧”实力受损，渐渐远去，威胁明显减轻；而“外患”实力强盛，日益迫近，威胁日渐加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权衡利害，作出了战略性转变，着手作抗日的准备，同时开始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从这个结果看来，长征的意义就是无意间在地缘政治上减缓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将蒋介石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凸显出来，在客观上将蒋介石集团引向抗战之路。 　　 　　由南方向北方的转变，因长征而实现 　　 　　 对于共产党自身而言，经过长征，也在无意间实现了一个“由南方向北方”的战略性转变。笔者以为，这个转变与早先“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由南方向北方两个战略转变。 　　 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运动，仿照苏俄举行城市暴动，结果屡屡失败。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向井冈山进军，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使得共产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发展，陆续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红军数量一度达到30万。然而，红军根据地集中分布的江西和两湖地区，恰恰也处于被国民党政权视为核心地带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为蒋介石所不容，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随之而来，党和红军陷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中。当时党和红军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反“围剿”作战的错误指挥进行反思，开始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了怀疑，其实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作战指挥问题，还有地缘转移问题，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长征在无意中解决了红军的地缘转移问题，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 　　实践证明，这一转变使共产党取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由井冈山斗争所实现的由城市到农村的转变，解决了共产党早期的生存问题；而由长征所实现的由南方到北方的转变，则解决了共产党后来的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从南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