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和共和之间徘徊袁世凯.docVIP

在帝制和共和之间徘徊袁世凯 　　帝制还是共和,这是个问题 　　 　　国情论在中国是一种很时髦的论调,却并非现在才有的,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情论经常会被提及。国情论亦可分两种,一种是符合国情论,一种是不符合国情论。符合国情论自不必多言,争议最多的是不合国情论,其核心意思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此论调并不否认外来的先进思想、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先进器物等,但是它强调别人的东西虽好,可惜不合国情,因此只好无奈地弃用,另搞自己的一套,或顶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借鉴一下。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就“漂亮”地操持过国情论,在此不妨回眸一下。 　　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发现总统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样舒服,今天被国会弹劾,明天被总理顶撞,后天被党派攻击,大后天被国民痛骂……着实憋了一肚子的火。但是他毕竟是受到先进思想熏陶的人,知道民主政治如大潮赴海,大势所趋,难以违拗。只是,人性的弱点又会经常让他抑制这种想法,侥幸于能当比总统更爽的皇帝,回归帝制时代,能尽情地玩弄权力。因此,帝制还是共和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问题,他的思想在左右摇摆之中。此时,国情论便成为他思想摇摆的外在表现,也成为实现自己想法的有力武器,一切皆以自己的利益为轴心。 　　当自己还不足以掌控时局时,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很“透彻”,认为共和制很符合中国国情。就在袁世凯临危受命,被清廷请出来镇压武昌起义时,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队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汉阳。只要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收复武汉完全不在话下。但此时,袁世凯打起了小九九,他留下武昌不攻,送给革命党一个人情,好让革命党回报以好处,同时又以此威胁、要挟清廷,可谓一箭双雕。 　　为此,他主动向革命党抛出橄榄枝,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与革命党进行谈判。快要坚持不住的革命党人巴不得停火谈判,于是南北双方暂罢兵火,派出代表坐到谈判桌上谈判。谈判的焦点在两点:一是满清统治基本上已被架空,接下来国家采用何种国体,是立宪派欢迎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派要求的民主共和;二是袁世凯在新体制中如何安置。 　　这个时候,袁世凯是坚定的共和派,认为国人都很反感皇权专制,共和制很适合国情――这样就不用在自己的头上再坐一个皇帝,他已经受够了满清皇室的鸟气(曾经差点掉了脑袋)。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本来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自然不能见容一个满族皇帝掺和到新政权中来。双方基本上达成共识,将来实行民主共和制。 　　没有想到,就在这时,由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这令袁世凯大为不悦,他差点就认为共和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了,准备再次开衅,端掉这个新政权。不过,孙中山迫于内外压力,也为了保存民主共和的果实,主动向袁世凯表白,他只是暂时代行职责,等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就让出临时大总统位。为了让袁世凯放心,孙中山还再三许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用的就是国情论,他在劝隆裕太后时说:“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这就是说,民主政治是符合国情的,而且,尧舜禅让、孔孟之道本来就是民主行为和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并非外国所特有,我们本土也生产,有什么不合国情的呢?然后袁世凯就恫吓孤儿寡母:“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若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被杀无遗!民军所争的是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一批宗室亲贵深知袁世凯的算盘,遂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袁世凯就给这些顽固分子下了一剂猛药,他拟电稿、命段祺瑞等以前敌将领联名形式发出,压逼清廷。这封电稿仍然强调共和符合国情――原已致君于尧舜,作用也挺大――拯民于水火,加之现在局势如此不堪,难道皇帝忍心就为了一家之荣华富贵而置四万万人于死地? 　　如此强大的国情论完全摧毁了隆裕太后最后的防线,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诏书,宣布退位。清帝的退位,标志着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不说,袁世凯立了大功,这功劳中就有国情论的份儿。 　　逼宫成功,袁世凯立即给南京发电,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我们细细品读这誓言铮铮的话,真是万般感慨。昨天,袁世凯在立宪运动中还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