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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殊利益成长 　　 　　原本中央可以任意调配全国资源的局面逐渐被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支配的局面所取代。这使公共政策能够极大地适应不同地方的发展特点，激发了空前的经济能量。 　　 　　汶川大地震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震惊的不只是灾难的巨大与惨烈，也有人性的光辉与感动。在一系列的震惊之中，有一点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灾区以外的地方和个人对灾区巨大的支援能力，他们的救助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补充，而是此次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虽然各地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很显然，救灾是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 　　这一重要变化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不仅中央一级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增强，而且地方各级的综合实力也大大增强，人民个人的经济实力也远非30年前可比。如果说，30年前中国的计划经济实行的是“藏富于国”，那么经过这30年，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在客观上达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效果。 　　 　　非均衡的地方政府发展模式 　　 　　虽然中国是集权制国家，中央拥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但是在这种金字塔型的体制中，中央的责任是通过向下级层层分解而构成的。因此，地方也承担不少本应由中央政府或者社会来承担的职能和责任，如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就业、地区企业的发展、地区农民的增加收入，等等。由于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经济职能，为了完成任务，地方政府势必利用各种独特的安排来保证这些任务的实现。 　　所以这里提出的非均衡的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并非是指地方政府的体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因为根据我国的宪法，中国的地方政府体制依然实行“省、县、乡”的三级体制，在个别地区实行四级体制，当然，30年来最大的变化则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但是这只局限在港澳和未来的台湾，对大陆并没有影响，所以这里的非均衡的地方政府发展模式更多的是指地方政府在制定符合本地区的发展战略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必时时事事都要获得中央的批准。开始只是特区和特定的区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更多的地方政府也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使得地方政府得以更好地发挥本地区的地理和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更快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了制度化分权的措施，例如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既保证了中央稳定的财政收入，得以集中必要的财力完成全国性的目标，同时也从制度上为地方政府获得可靠的资源提供了保证，但是，这种分税制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不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划拨，而是完全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实力，经济发展实力强的地方政府必然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因此，非均衡的地方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了非均衡的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 　　由于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上受到诸多限制，如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平衡性、要照顾各方面、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其政策只能满足一部分地区的需求，而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这就使公共政策的效率并不是达到最高，是以牺牲部分地区利益为条件的，因此，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创新或者主动创新，可以尽可能地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使公共政策的效率极值最大化。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理逐步从指令型向指导型管理方式转变。 　　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原本中央可以任意调配全国资源的局面逐渐被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支配的局面所取代，全国一盘棋的形式也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央与地方的一定程度的博弈，一盘棋也就真正成了中央与地方的game(游戏)了。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自主性的增强和区域经济的独特性的出现，即区域在经济决策、组织培育、财政收支、剩余占有与分配、要素报酬、资源配置等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方面有了相当的、显著的独立支配权。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大不相同，从而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博弈的能力也就有了很大差异。这种博弈的结果能够使公共政策极大地适应不同地方的发展特点，从而避免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地方差异的忽视，从而给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社会留下了空间，激发了空前的经济能量，也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模式背后的特殊利益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必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与其它地方的博弈中，必然要追求本地区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每一个地方政府总是会本能地安排制度，保护、推销本地的产品，使资源配置向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方向倾斜。只要地方存在独立的特殊利益，就会有竞争存在。地区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各个地区会通过制度创新和优化来吸引更多的资源，抢占更多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