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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云南成分 　　对热爱哈雷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要参与的不只是一次骑士的角色扮演，还是一次美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城市营销。 　　 　　这是一次生活的CrossOver――周末的时候，习惯忙碌的城市精英突然脱下西装，带上私家哈雷摩托，赶赴云南。他们有的拥有文身与古铜色皮肤，有的已是大腹便便，彼此甚至谈不上熟悉，却不约而同地戴上墨镜、拉好皮褛、扣紧金属牛仔裤链、套上皮靴，整装待发。 　　这是一次文化的Cross Over－四月的夏天。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在香格里拉的乡村公路响起，来自不同城市的哈雷摩托车队蛇形前进，有如一队神秘的马帮。作为美国精神图腾物的哈雷摩托就此穿插进中国乡下，将黑色的金属感绵延在云南的山水画中，有如一笔重墨。 　　这是发生在4月份的中国哈雷车友的一次聚会。中国的哈雷骑士来自北京、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厦门、大连、广州等城市，展开的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旅途；前有警车开道，途中有带着哈达的藏民骑马迎接，后有当地政府支持――这种奇特的混搭发生在中国云南，对有着身份焦虑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参与的不只是一次骑士的角色扮演，也是一个被城市执政官支持的哈雷沙龙，一次美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城市营销。 　　 　　Fat Boy背后的哈雷江湖 　　 　　摄影师郑义是车队排头的骑手，在玩哈雷的人中也属“带头大哥”。他这样叙述自己是如何拥有现在的坐骑的：去年，他因为一个活动和朋友庆功，“在中午喝大酒的时候，一个北京妹妹走进来，拿了一本我的书，是她住的酒店里放的我的个人画册。她走来问我，你是郑义吗?” 　　北京女孩接着就说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她说我看过很多宣传片，从来没有看过一本让我感动得流泪的，我想跟你学摄影。我就说对不起，我3年不拍照了。”郑义身边的朋友看到女孩坚持要拜师，就跟着起哄，说美女美女，那你给师父送个见面礼。女孩问，老师喜欢什么呢?当时郑义的朋友买了台哈雷，他整天在骑，他的朋友便说，老师就喜欢玩哈雷。 　　“女孩什么都没有说，转身就出去了。过了20多分钟，北京哈雷4s店的经理给我打了电话，说刚才有位小姐给你订了台哈雷，要求明天给你空运到丽江。这就是我20年后重新拥有的第一台哈雷，送的人是一个我认识20分钟不到的人。” 　　故事颇有江湖味道。女孩送给郑义的哈雷型号是Fat Boy(肥仔)，事实上，郑义早在25岁的时候，就拥过自己的第一台型号为黛娜的哈雷。那个时候，有满族血统的郑义刚刚结束跟着鄂伦春、达斡尔族狩猎的职业猎手的生涯：“我曾经靠打猎为生，我喜欢这种游牧加狩猎的生活。”但郑义随后还是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没想到反而遇到了和他精神契合的第一台哈雷。 　　当时他在大连认识了很多船员朋友。“在大连的船员每年允许跑一趟日本带一台车回来，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不认识是什么东西，但听它的声音。一发动我就特别喜欢，带有男人的、很激情的东西，比什么音乐都好听。”郑义从船员朋友处看到的正是哈雷黛娜，见猎心喜的他就这样把这台车从大连骑回了哈尔滨。 　　可惜哈雷黛娜并不是新车，“很破，整天要换零件，后来我玩了一年多，就离开那里，没有再玩了”。郑义随后离开哈尔滨做了一个流浪摄影师，直到20多年后女孩送他新车Fat Boy。 　　 　　郑义与他的Fat Boy的哈雷江湖故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哈雷骑士除了通过车友会或自发组织的聚会认识，在各种哈雷论坛上亦形成一个网络江湖。 　　“过去除了北京玩哈雷的人外，其他地方玩的哥们都跟我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上海的哥们在哈雷论坛上讨论泡妞的事，北京的一个哥们就跳出来说，和哈雷无关的东西不要在这里讨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北京哥们太搞笑了。然后马上跳出一帮人，吵了起来。” 　　“我从来不立帮派，我做的是一个真正有自由精神，真正喜欢哈雷这种生活方式的人。”郑义算是带头反对“北京帮”，都是有血性的男人，事情最后在哈雷的江湖闹得颇大，去年7、8月份之后，郑义甚至没有再上网。但最后却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果：“这次他老大主动过来，我们已经变成很好的哥们。哈雷的哥们很多时候对这种破事都一笑了之，哈雷一骑，什么都忘了。” 　　 　　哈雷江湖背后的城市营销 　　 　　“一个婀娜如《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女子，手持香扇玉立在一辆美国哈雷戴维森的摩托车后，而整个画面的背景是蜿蜒的长城”，曾有人为自己见到的一幅宣传画惊叹，这背后或许正是哈雷精神尝试与中国文化交融。 　　按照车友们提供的资料，1923年5月，建筑学家粱思成骑哈雷摩托出车祸受伤的消息就曾被刊登在《晨报》上；到了上世纪40年代，香港已有“Harley-Davidson Club”，聚集地多是新界粉岭；1959年，上海市公安局从民间征集的四辆1200CC排量的哈雷摩托重新翻修、喷漆，却是作为迎送外国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