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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女犯群体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女犯群体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摘要：当前女性罪犯矛盾呈现出多元性、持续高发性、复杂性等发展趋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化解罪犯群体矛盾、促进监狱和谐稳定已成为重要焦点。如何构建和谐的监狱管理及罪犯矛盾调处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罪犯矛盾与冲突,仅仅依赖简单的调处方式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女性罪犯矛盾特性及深层次原因，明确罪犯矛盾调处的基本思路,采取系统的综合治理方式与对策来调处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 女性罪犯 矛盾调处机制 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新形势新体制下，监狱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前监狱的职能和地位作用更加凸显、监狱工作任务更加严峻的情况下，罪犯群体矛盾化解调处工作虽只是监狱全局工作的冰山一角，但却关系到监狱监管安全稳定、监狱职能充分发挥、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保障民生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为实践探讨，将女犯群体矛盾调处工作置于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进行深入解析。 一、当前女犯群体矛盾呈现的新特点 由于罪犯个体的差异性，形成了罪犯群体的素质层次、文化水平、道德规范、职业技术、法律认知、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的多层次性。女性罪犯一方面具备罪犯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具备其独特的性别特质。在女犯群体研究的过程中，女性社会性别意识及特质、内涵的属性，会导致女犯群体矛盾呈现出独特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一矛盾法则，同样适用于女性罪犯，她们从入监到出监，矛盾无时无处不与之相伴。教育改造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循环往复地掌握、控制、处置和化解罪犯矛盾。 （一）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现实性 女监罪犯矛盾来自于与监狱、民警、同改、生产管理人员（包括监狱聘请的技术人员）、家庭、社会、政法机关等七个方面。矛盾激发的源头现实性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与婚姻家庭客观原因相关，这类矛盾大部分与亲属、财产、债务、婚姻、抚养问题、经济纠纷有关。第二类与服刑改造现实原因相关，这类矛盾主要集中于与监狱、民警、生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学习劳动能力低下、消极改造不服管教、性格内向、有心理疾病、人际关系紧张、集体生活不适应等。第三类是与社会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如与政法机关的矛盾，大多数是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产生的；与社会的矛盾，如对拆迁、征地、行政处罚、单位分配不公等产生的不满等现实原因。 （二）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持续高发性 女犯之间的矛盾出现的频率高、次数多、间隔短，呈现出现持续发生的特点。持续性矛盾分为两类，一种类型是个体因素：如罪犯魏某（故意伤害罪，15年），偏执型、冲动型人格障碍，在2013年4月至10月半年时间内，与同组罪犯两人次持续产生不同事由引发的较深矛盾，导致屡次与她犯争吵、扣分，致使矛盾难以调和，两人次分别调离小组化解矛盾。另一类型是群体性因素：如因劳动生产、改造学习、是否遵守监规纪律等因素，群体性因素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相处，尤其是在女性罪犯群体中，女性遇事易激惹、计较、敏感的特性使然，促使群体性因素引发的矛盾持续发生、不断发生。如罪犯张某（贩卖毒品罪，15年）、罪犯王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10年6个月），在担任生产线质检以来，由于工种的特殊性，屡次因生产工艺质量的把关问题与线员产生矛盾，此种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其他流水线质检员，并非个体因素主观导致的结果。 （三）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可控性 通过图表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罪犯矛盾虽然高发、多发，但是通过矛盾排查化解机制，绝大部分矛盾都是可调可控的，这对稳定罪犯改造思想，维护监管安全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女性罪犯在服刑期间呈现出女性自身独有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依附、从众心理较强，易受暗示，普遍敏感多疑、不能容忍沉默，情绪波动起伏较大，爱相互议论计较，认知能力、是非判断能力、受挫能力较差等，导致矛盾的出现应激性强、潜伏期短，大多数矛盾为浅表矛盾，在民警的监管控制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针对女性罪犯矛盾的特点以及女性罪犯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矛盾措施，利用个别教育、亲情帮教、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辅导、教改活动等多种形式和途径，以正面干预的力量，介入到罪犯矛盾排处调解工作中，民警给予关注，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对罪犯来说很难解决的问题矛盾就能迎刃而解，可以有效控制和化解矛盾。 （四）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多元性和复杂性 虽然狱内矛盾占据了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绝大多数，大部分矛盾依然在可调控范围之内，但是女性罪犯群体矛盾依然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