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只鸭子和两个苹果的思考——关于标准的参照问题.docVIP

对三只鸭子和两个苹果问题的思考——关于标准的参照 ”三只鸭子”的提法。养三只鸭子=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对主人予以肉体和精神上的彻底消灭。这已经不仅仅是舆论问题，实际上它已经上升到了理论层次，上升到了阶级意识形态斗争问题。 ? 想想看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如果我摘了两个苹果得到果园主人的谅解，而摘了第三个，果园主人可能就会谴责我的贪心，抑或我的这个行为没有被果园主人发现，而是被第三人发现，他可能会鄙视我的行为，认为我贪图小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养四只鸭子，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那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那就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就是一种投敌叛国的反动行为。那这个人就是国家与人民的敌人，是党和无产阶级必要予以坚决消灭的敌人，是要予以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消灭的敌人。 ?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什么问题一旦上升到国家和阶级的层面上，都成了大问题。而这个性质的判断是基于数字的标准，还是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呢？如果是基于需要，那么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斗争针对的敌人又是谁呢？是养四只鸭子的普通百姓吗？ ? 我认为，意识形态可能是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肯定不是政治统治过程中最要紧的东西，政治统治更多地是一个技术问题。换句话说，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哪怕是在封建主义国家里，同样可能出现政治清明；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可能出现政治黑暗。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权，它只是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政治清明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权，它只是政治统治的一种结果。而意识形态适合于阶级斗争，却不适合于政治统治，我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政治统治不是糟糕了，而是愈加美好了。 ? 我们论证了在政治统治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认定已不合时宜。那么基于具体数字的变化来确认判定的标准又是否恰当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比方，说得是如果我住在土墙草房里，而我的邻居住的是砖墙瓦房，相比较而言，我的境遇是低下的；但当我住进了砖墙瓦房，而我的邻居搬进了设施齐全的高楼大厦，我的境遇是不是有所改观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社会在发展，判定我的境遇的标准也应随着发展，这个标准是应该随着我的参照（我邻居的境遇）变化而变化的。它不能固定在砖墙瓦房上，同样，标准也不能固定在具体的数字上，何况数字的本身是最不稳定的，它是处在不断地增长与变化之中呢。 ? 标准不能固定在具体的数字上，它也不能固定在具体的事物上。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苏联时期有个老妇人问赫鲁晓夫，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赫支支吾吾了半天，打了一个形象而可笑的比方，共产主义就是天天能够有肉吃，这可见他的无知。社会处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它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也许对于奴隶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就是共产主义，但它显然不再适合我们的标准定义。事实就是这样，标准的参照反而不能是绝对的准绳，它只能作为一种参照才能成其为标准。 ? 如果自然领域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事实上自然科学的真理确实是相对的），那么在社会领域，由于其具有不可重复性，它的标准就更不可能绝对化了。马克思深知这个道理，可他也同样犯过标准的错误。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完善的发展，所以它必然要求在全世界至少是西方主要的发展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动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宁打破了这个神话，恰恰是在最不发达的一个苏联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个我们且不论，单看马克思给我们的标准，如此绝对化就已经注定是错误的，何况他老人家还抱着在所有的发展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革命胜利的浪漫情怀呢。 ? 哎，谁说政治是绝对的理智，有时恰恰是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偏执造就了政治的逐渐完善。对政治的完善，不是一定要等到万事具备，很多情况下需要人为地强行推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创造条件，最终实现政治的发展与完善。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也就不再会有什么所谓的标准问题，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