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异化论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docVIP

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异化论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 夏云新 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在诗歌史上堪称“绝顶”，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美誉。历代的研究者，评之论之，著书立说，不计其数。但是，由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指鉴赏者）的不同，他们从中所发掘的也就各有千秋了；诗歌创作者也是随时空境迁，他的审美心理机制也同样发生着变化。正如黑格尔在论美时所说的那样：“美可以有许多方面，这个人抓住的是这一方面，那个人抓住的是那一方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一定的审美标准要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场（空间）和审美流（时间），这两者强烈地作用于审美者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形成。 　　在当代，民族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以“耗散结构”的方式充进了现代意识的新鲜血液，形成了新的审美场和审美流，以这种新的审美视角来结构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因而，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就要采取一种“福射效应”的审美方式（即多方位的审美）。如此，才能道前人所未道。对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就要用这种的审美方式来审视他的创作过程。虽然，历代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出发来研究他，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永远存在的，永远继续的，它会以这样或那样面貌而出现，但是其伟大的成就必然配合着伟大的人民事业而显示其伟大的永恒。” 　　在本文中，笔者将杜甫的诗歌创作以天宝五载入长安为界，分为二个创作时期：天宝五载入长安前为第一创作时期；其后均为第二创作期（虽然这种划分看起来有“头轻脚重”之嫌，但笔者认为，这样更能体现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从时空和审美心理机制（指创作者）的异化来谈谈杜甫诗歌创作为何从“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之美，转化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沉郁伤感的悲壮之美。 　　翻开唐朝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命运及其诗歌创作和唐代的社会变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出生于“守儒奉官”之家，世代在朝为官，虽职位不高，但生活可谓衣食无忧。如果不是特定时空(历史条件)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不会有杜甫这样高的地位存在，他也可能是一位平常的诗人，或者是浪漫派的代表。但是，时代造就了诗人，由于时空机制和审美心理机制的共同作用，他在中国的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使诗人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代宗师，影响着后人。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说：“杜甫只是杜甫，不是李白，不是李长吉。你爱也好，不爱也可以，但是杜甫只能是杜甫。” 　　时空机制强烈地作用于诗人的审美心理，使他的审美心理机制在进入长安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首先来看看，诗人在入长安之前的几十年里，时空机制是怎样作用于他的审美心理的，制约着诗人的诗歌创作的。 　　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到天宝五载，这一时期是诗人前期生活的时空境地，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过着闲逸舒适的生活，父亲杜闲在朝为官，虽官职微小，但足以使全家衣食无忧，社会处在相对的安定之中。这时的诗人所写的诗有写景抒怀，诗出于浪漫瑰丽之中，如他的《望岳》。诗人登山揽情，抒怀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句中透出一股令人神思飞跃、心旷神怡的浪漫气息和豪情壮志的气势。社会的相对安定，衣食有所着落，时空境地处于正常状态之中，这使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在时空机制的调节下，二者相适应。诗人呼于乐，歌于乐。此时，诗人的审美心理和时空机制发出了相同频率的共振现象。故而，诗写景、诗明志、诗颂君。 　　如果时空机制的平衡不被打破，那么诗人创作的审美心理机制是不会变动的。这样，杜甫的诗歌创作，不外乎有二条路：一是游走山水之间，写景抒怀，发一发豪情壮志，或愤世嫉俗，走大多数古代诗人所走之路；一是在朝为官，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成为宫廷诗人。这一点何以见得？只要我们看一看杜甫所写的三篇赋就知道了。诗人在他的《天狗赋》、《雕赋》和《三大礼赋》中，极力颂扬唐玄宗及其朝廷的功德。此外，在他的《赴奉先咏怀》中写道：“生逢尧舜君，不忍使永诀”、“葵霍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诗人的这种迂腐的忠君思想在这些诗赋中淋漓尽现。 　　然而，社会的动荡，诗人之父杜闲之死，给诗人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生活的时空机制平衡被打破了，诗人审美心理机制也随之倾斜。无所着落的生活，迫使诗人迁居长安，求仕于朝廷。这次时空境地的变异，影响着诗人一生的创作，也是他成为一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关键所在。 　　天宝五载，诗人进入长安。“裘马颇青狂”的生活逝去了，他开始了新的生活。时空机制重构，使诗人的审美心理机制也开始了新的建构过程。 　　在长安，诗人穷困僚倒，“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